农村公共品投资对农民收入影响实证分析

研究运用1985-2008年的时序统计数据,采用协整分析法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实证分析了农村公共品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教育支出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最大,其他依次是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电力、通信、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村公共品投资在农民增收上存在规模经济效益;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是对农民收入的再分配;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教育支出和电力支出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状况的调查与思考——以昆明市为例

以2006—2010年昆明市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建设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与座谈访问等方式,对昆明市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近5年来的实施情况、有益经验及存在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研究,并针对存在问题及原因,提出了一些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以促进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建设更加科学合理,发挥出更大的社会效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当代农民信仰：错位及调适

任何社会都需要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与整合。我国农村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也需要一整套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然而令人忧虑的是,社会转型期我国乡村社会却出现了群体性的信仰危机,价值体系也处于混乱、冲突与失衡状态,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共识性要求形成明显错位。为此,必须提高农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努力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化为农民信仰,凝聚共识,有效地推进新农村建设。     

“村改居”失地农民参与社区教育意愿的实证研究——基于社会资本视角

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出发,对"村改居"社区教育问题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分析社会资本各因素对失地农民参与社区教育意愿的影响程度,得出网络规范因素是影响社区教育最重要、最显著因素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村改居"社区教育活动顺利开展的政策建议。     

加快闽台农民产销合作组织发展的机制探索

分析了当前福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成效与问题,重点论述了闽台农民产销合作组织发展的经验,进而提出加快闽台农民产销合作组织发展必须重点建立和完善以下机制:(1)政府主导的宏观监管与协调机制;(2)民间社团组织主导的沟通协商机制;(3)企业主导的组织规范运行机制。     

社会资本、先验知识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

以创业农民为研究对象,考察其社会资本、先验知识与创业机会识别之间的逻辑关系。基于全国部分创业农民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中的网络规模、网络资源、组织参与以及先验知识中的打工经历、创业经历、培训经历等要素是影响农民创业机会识别数量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强关系网络规模大,正在创业亲友资源和在相关部门任职亲友资源多,加入专业合作社或农业协会的农民,将更容易识别出较多的创业机会;而拥有先前打工经历和创业经历的农民,识别出更多创业机会的可能性显著提高。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协会建设、加强创业知识培训以及鼓励农民多次创业的政策建议。     

邓小平关于先富与共富的思想研究

邓小平的先富思想具有三个方面的历史意义：帮助人们解放思想,树立大胆致富、敢于冒尖的新理念;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制度,确立按劳分配的新体制;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弘扬劳动致富的新风尚。邓小平的共富思想具有三个方面的现实价值：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途径;彰显公平正义的道德力量。邓小平的先富与共富思想带给我们三点启示：必须正确理解先富思想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作用;必须抓住时机,实现先富向共富的伟大转变;必须正确处理好先富与共富的辩证关系。     

失地农民职业技能教育培训现状与对策——基于秦皇岛开发区失地农民的调查

通过对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失地农民教育培训现状和需求的调研,发现失地农民教育培训意愿不强,参与培训机会较少,接受培训内容单一,培训效果不太理想;失地农民期望接受与就业相关且能直接带来经济收入的实用技能为主的内容多层次、形式多样化的教育培训。从政府、培训机构以及失地农民自身分析,失地农民教育培训中存在政府的政策和管理不够完善、培训机构的培训质量一般,失地农民自身学习条件有限的问题。提出了以政府为导向,以培训学校为主体,以失地农民为核心,以全社会为环境的对策。     

我国农民权益保障机制变迁:历史总结与现实启示

能否切实地保障好广大农民的基本权益始终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问题。本文旨在对我国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的变迁历史进行梳理和考察,对不同历史阶段我国农民权益保障机制进行总结评价,为当前我国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的完善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略论江湖诗派中的宗室诗人杨理论

南宋天潢贵胄的社会地位日益走低,于是,江湖诗派中出现了十二位疏属宗室诗人。宗室诗人多与派中翘楚戴复古、诗派领袖刘克庄交好,在二人的介引下,他们逐渐跻身诗派。与其它江湖诗人相比,宗室诗人的诗歌创作仍不难窥见宗室身份带给他们的深层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兼具臣和亲的双重身份,诗歌中对恢复北方有着比一般江湖诗人更为强烈的参与和行动意识;再是他们与一般的江湖游士奔走干谒不同,他们没有干谒诗,多能清高自守,悠游卒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