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流行语中外语语音词汇的借用

现代汉语流行语中,外语语音词汇的借用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外语语音词汇以各种形式被借用到汉语中来,包括字母音的借入、词语的完全音译和半音译,以及旧音新用等。之所以产生这一现象,一方面是受向外语借词的传统习惯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受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变化的影响。外语语音词汇虽然丰富了汉语流行语,但我们在吸收外来语音词汇时不能盲目,而应使之规范化。     

宋辽金俗文学交流若干事实的文学史意义

《蓬蓬花》、《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等辽代歌曲流行于北宋末的汴京,它们是宋辽俗文学交流的缩影。宋辽俗文学交流的历史可溯源于契丹与五代的文学交流。辽代俗文学的发展,为北曲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宋金俗文学交流始于金灭北宋。金院本在吸收、改造了宋杂剧的艺术成分后,最后发展成元杂剧;而宋杂剧在南方的发展则是融入南戏或自然消亡。因此,元曲和元杂剧的形成,本质上是宋辽、宋金之间俗文学交流的结果。     

法谚:法律生活道理与经验的民间形态——汉语谚语的法文化分析

法谚是生成并通行于大众中的有关法律的民间用语形态,属于俗文化范畴。在文化或观念的传承上,法谚比同属俗语的歇后语、惯用语要深入或深刻,比雅语的成语要细微。法谚之民间形态的根基,是大众法律生活道理与经验的总结和传授的需要。法谚所反映的法律生活的范围是比较宽广而全面的,囊括了当时社会法律生活的基本领域和主要的法律现象。法谚与法律的关系密切。它们基本上渊源于法律的规定、原则和精神,至少是与其密切相关。法谚与其他谚语关联甚紧,后者对其起支撑、加固或强化作用;法谚有时也衍化为外围谚语,进一步表达一种日常生活道理或经验。从法学、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的学科交叉角度,对法谚进行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     

中西长篇小说的相契现象及发展阶段之比较

中西长篇小说发展中存在着契合现象及类同之处 :它们的产生都依赖于类似的历史文化背景及文体自身的条件 ,它们都经历了从远距离寄托到近距离切入现实 ,从对客观世界的描摹到对人物性格、精神世界探求的过程。如果以十八世纪中叶为界线将中西长篇小说发展历程划分为两个阶段 ,那么 ,第一阶段中国长篇小说艺术成就远远高于西方 ,第二阶段中国则远远落后于西方     

大众传媒价值取向与国民"公民人格"的养成

由于当前市场经济原则的泛滥、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和文化建设法治管理的缺位,放任了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价值取向,随心所欲,致使部分大众传媒错误地以经济利益为中心,抛弃了自己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和道义使命,误导了国民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消费。因此,确立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优化大众传媒的价值取向,用先进文化培育公民人格,建设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     

关于解放区文学大众话语形态的历史考察

大众话语是解放区文学的主流叙事方式,但解放区文学中大众话语的浮现并不代表着“大众”已经在文化上已经占据了主体位置。在革命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笼罩下,解放区文学中的“大众”仍然只是被言说的对象,因此,解放区文学的大众话语是一种话语想象的产物。     

香港与内地:大众文化透视

香港与内地的大众文化都是现代文明的产物，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性解放的历史必然性与进步性的表现，但都同时存在不可忽视的享乐主义倾向。然而只要充分发挥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香港大众文化与内地大众文化的优势互补，随着香港回归带来的双方交流的更加密切，香港与内地的大众文化一定会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共造中国大众文化的辉煌     

符号-物、虚像与大众文化批判--巴特《流行体系》解读

20世纪40年代之后,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构成当时欧洲思想界的一个重要主题,巴特是其中一位重要代表.与法兰克福学派从思辨角度批判大众文化不同,巴特主要从索绪尔结构语言学方法入手,揭示经过大众传媒这一中介后,大众文化如何将自己建构为一种符号机制,并在日常生活中将人们吸收到这个体制的过程.巴特认为,这不再是人直接被物所支配,而是人被符号创造出来的虚像所支配,这是现代意识形态的重要特征.<流行体系>是巴特结合结构语言学方法分析大众文化的代表作.     

李白之悲的再审视——兼对“盛唐气象”的再理解

李白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他的个人气质、旨趣、性格决定他只能成为诗人,而无法造就成一位有治才的政治家。他的一生不止在政治上充满悲剧色彩,诗歌同样是悲怆雄浑的,失意悲愤应是李白诗歌的主旋律,豪放飘逸是其诗歌次要风格。     

政治流行语言"泛化"现象解析

政治语言“泛化”是语言变异现象中的一种。基层官员的模仿、反复使用是政治流行语言“泛化”的基础,无意识形成套话是政治流行语言“泛化”的根本,群众的儿戏是政治流行语言“泛化”的关键。政治语言“泛化”形成的前期有利于使某一政治事件引起公众的关注,形成以后则降低了该重要政治理论、政治事件的严肃性,损害了执政党的形象,暴露了新时期政治思想工作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