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语用迁移对外语学习和跨文化交际的正面影响

负语用迁移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造成语用失误的首要因素 ,大量研究集中在如何克服负语用迁移对外语学习和跨文化交际的负面影响 ,而忽略了它的正面作用。因此 ,外语教师和学习者把负语用迁移当成外语学习中的障碍 ,而没有充分利用它的正面作用来加快目的语的习得。本文着重探讨负语用迁移对外语学习和跨文化交际的正面影响 ,并藉此提出几点对外语教学的看法。     

平台品牌认知对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品牌敏感的调节作用

以往对平台企业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产业经济和战略管理等领域,文章试图从“认知—情感—行为”层级关系理论的视角构建平台企业品牌认知对产品购买行为影响的作用机制,提出平台品牌对消费者行为的独特影响.研究发现:在传统服装商贸平台领域,消费者对平台的品牌认知并没有对平台产品行为产生积极影响;产品品牌敏感度负向调节平台品牌情感对消费者平台产品行为的影响.这一研究结论可为传统商贸类平台组织创建优质品牌提供思路和借鉴.     

论英语教学中情感因素现状及对策

情感因素对外语教学具有重大的影响。目前我国大学英语教学中片面强调重知识传授而轻情感交流,学生表现焦虑紧张、课堂氛围沉闷单调,缺乏自尊自信心理,应关注学生情感因素,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保护学生自尊情感,关注学生心理调适,激活学生情感力量,创造和谐情感气氛。     

中国加入WTO正，负效应的重新阐释

我国加入WTO有利也有弊.其正效应主要表现在增加我国在对外贸易谈判中的主动权,促进制度创新与观念更新,重塑我国企业的造新精神,迅速改变我国服务贸易领域的经营面貌.其短期内的负效应表现在可能降低外汇储备水平,使企业经营、就业和证券行业陷入困境.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审美暴力”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趋势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存结构和生命体验的模式,但人们对这一现象的态度和评价却往往是含混失序的。原因除了现实的社会文化环境的驱迫,和人作为有限的存在者的必然的瞻顾外,还在于人们在古典的、现代主义的和（尤其是消极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的审美观念之间的游移不定。为了克服这种含混,就要历史性地反省审美活动的本性,审查各种美学观念的合理性及其范围。而″审美暴力″这一在日常生活审美化中最能引发争议的现象,可以为这种反省提供例证和动机。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数字金融核心规则解析 ——基于和RCEP/CETA比较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给中欧的金融服务投资带来了机遇,聚焦于数字金融领域,通过比对CAI与中欧和第三方经济体签订的协议(包括RCEP和CETA),分析CAI数字金融核心规则的变化与未来走向。研究认为,CAI具有的显著特征,一是承诺内容与既有RTAs呈现相互交错的关系; 二是欧盟对金融数据跨境流通持审慎态度,而中国基于正面清单的方式对金融数据流通服务作出市场准入承诺; 三是市场准入承诺超过中国既有的自主开放水平; 四是设置较全面且详细的金融安全监管内容。CAI的承诺仍存在不少保留,未来中欧就金融贸易规则构建进程中,双方在完善数据监管维护个人隐私安全方面需要继续协商和取得共识; 欧盟需要进一步提升对数据流通服务的开放水平,以及精确金融监管“审慎措施”。     

论行政主体的积极义务

强化行政主体的积极义务是当代行政法治的基本格局。行政主体的积极义务是行政主体为了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在没有严格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积极主动履行的、严格遵守法定行政程序的以促进社会发展为目的的义务。其主要类型包括积极实现宪法基本原则的义务、促进社会福利的义务、改善社会环境的义务等七项。行政主体积极义务的提出对于更新我国的行政法治观念和行政立法格局、促进服务型政府建立都具有重大意义。     

关于村民自治的调查研究

村民自治是实现农村管理民主的重要途径,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在当前村民自治的实际运作中,存在“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与“民主选举”失衡、村“两委”关系不协调、干部群众思想认识和政治素质有待提高等突出问题,需要科学设计制度,合理配置村民自治权利;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村干部群众素质;理顺“两委”关系,促进村民自治顺利进行;健全监督制约机制,确保村民自治的实效。     

我国金融开放政策效应分析

金融是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和枢纽,表现为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广泛深入,金融越来越成为一个现代社会经济的核心性、主导性要素。国际金融的发展趋势将是以金融网络化、货币一体化、金融服务现代化和金融风险扩大化为主要特征的金融全球化。中国积极进行金融领域改革和开放,放松资本管制,以融入全球化浪潮。     

Shame and pride in second-generation German identity in Melbourne,Australia: emotions and white ethnicity

As members of an established, well-integrated, white ethnic group, second-generation Germans are largely invisible in Australian society. Given this, they are easily presumed a group for whom Gans’ notion of ‘symbolic ethnicity’ might apply. However, based on interviews with adult children of German immigrants in Melbourne, Australia, this article suggests an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 using recent literature on the role of emotions for identity. In the interviews with adult children of German immigrants in Melbourne, Australia, the notions of shame and pride in relation to ethnic identity were clearly evident. Shame often emerged in interaction with other people in Australia, and particularly in relation to Nazism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However, most respondents felt equally proud of their German heritage, particularly later in life.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ethnic identity for these second-generation Germans is a deeper, embodied experience that is similar to what Bourdieu terms habit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