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集体主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既不能原封不动地奉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集体主义，也不能奉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个人主义。应该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新的真正的集体主义。这种新的真正的集体主义，应该是注重个人、完善集体的集体主义。在这样的集体主义指引下，才能让我们的社会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拉尔夫·张的心路历程——谈《典型的美国人》的成长主题

本文从成长小说的理论角度解读美籍华裔作家任碧莲的长篇小说<典型的美国人>,分析了主人公拉尔夫·张在美国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成长过程及其流变的文化身份,以及他在成长过程中的引路人形象,旨在说明其成长经历对华裔移民在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成长具有普遍意义.     

论权利观念的理性主义倾向

中西方权利观念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正确解读权利观念是关涉法治程度高低的一个重要内容。现代的权利观念是与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紧密结合的。它与理性主义传统、个人主义文化、权利斗争与权利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

环境法与民法进行对话的实质,是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两种理论范式之间的对话。环境法与民法在问题意识、历史视阈、世界图景、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规范上存有重大冲突,实际上是民法采取的个人主义理论范式与环境法采取整体主义理论范式之间的差异所导致。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必要性源自环境问题构成现代法学普遍面临的现实挑战,更深层次原因源自环境法学与民法学自身的范式危机。环境法与民法进行对话涉及现有法律体系下,二者如何界分领域、分工;涉及面对同一现实问题时,如何对两种法律解决方案做出选择。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目的旨在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重构和范式整合;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有利于环境法学和民法学拓宽视阈、转换思路、价值重构、方法更新。在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双向互动的对话中,环境法学旨在借助民法的理论范式审视环境问题,为解决环境问题探寻新的出路;民法学的目的是研究环境问题如何影响了民法、民法学,而这恰是民法典立法急欲从环境法中获得的启示。界定环境法与民法,应尝试在新的法律部门划分理论下进行,应淡化“领域定性”观念而代之以“问题定性”观念;为解决环境问题,环境法与民法需要合作,以“公序良俗原则”为联结点,确立了二者在调整范围上的界分。     

从不同的价值观取向看中美民族性格的差异

中美两国在价值观的取向上存在着不同，其中最突出的是群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价值观取向。这一不同取向的价值观导致了中关两个民族在性格上的某些差异。价值观和民族性格差异可直接影响到交际模式和策略的不同。在跨化交际中，对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和民族性格的了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儒家的群己理论与社会主义群己关系的架构

群己关系是不同社会关系之中居于统摄和支配地位的核心关系,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中心问题。以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理论为指导,扬弃和超越先秦儒家注重中道、和谐的理论向度和思维方式,克服群己关系形上思考的二元对立,构建一种以人为本、中庸和谐、群己兼顾、共生共荣的群己关系和社会秩序,应是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及和谐社会建设的当务之急。     

在解放区文学的视界里——论丁玲40年代的创作

作家的艺术生命与创作的价值在于有自己的独特个性,但是在解放区文学里,存在着消泯作家个性的同化力量,使很多作家丧失了个性。而丁玲却坚持了自己一贯的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创作原则。本文着重阐释了她此时创作的鲜明个性,分析了形成此种创作个性的原因,并对其创作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了评价。     

从广告角度看西方个人主义与中国仁爱思想的差异

广告作为一种大众化的传媒文化形式,充分体现了它所依附的文化背景。西方个人主义和中国仁爱思想,作为两种核心价值观,在诠释商品时就会有截然不同的效果。通过对中西方广告进行分析,进一步了解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把握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实质和内涵,促进跨文化交流与合作。     

近代湖湘士风与青年毛泽东思想的演进

青年毛泽东从17岁到27岁(1910-1920)的思想是起伏多变的,经其10年间的探索和历练,他的思想终于完成了质的跃迁。这种变化发展与近代湖湘士风的影响濡染密切相关。在儒学背景下形成的近代湖湘士风相继融合了洋务运动、留学风潮和苏俄红色革命所形成的多元开放的思想元素:传统士人积极入世治国平天下的情怀里融进了“变法”制度的渴望;坐而论道的传统士风吸纳了异域近代西方文明成果而注重“知行合一”……这一切,成就了近代湖湘历史上士人社会群体行动的独特景观。青年毛泽东身在其中,思想不断发展演进:他从探究宇宙“大本大源”期望“圣贤救世”的客观唯心之说走向了“唯我”的“精神之个人主义”,进而走向“知行舍一”的“现实主义”和“实践至善”;严酷的现实斗争和异域苏俄革命的成功又使青年毛泽东抛弃了温和的改良主义思想,找到了“救世”的良方在于“暴力革命”,找到了“救世”的力量在于“民众联合”。     

Ideology,Context, and Obligations to Assist Older Persons

Are older adults responsible for meeting their own needs, is it their children's obligation to care for them, or is there a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to see that older adults have their needs me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normative obligations of individuals, family members, and the government to provide for the needs of older adults. The authors examined how ideological beliefs and contextual circumstances are related to beliefs about obligations to older persons.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phone interviews of a sample of 270 adults who were over 40 years ol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deological beliefs were better predictors of normative obligations than were contextual variable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reflect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s among ideological beliefs, contextual circumstances, and normative obligation belie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