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传媒语境下电视新闻节目的时空观

信息传播技术革命在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公众时空观的变化,这构成了学术界和业界一直关注的新传媒生态的根本话题。以电视新闻节目为研究的具体对象,从新媒介语境下时空观的变化入手,并以电视新闻报道节目的实践为参考,从理论而后实践的维度系统地考察了新传媒语境下时空观对电视新闻节目产生的影响。     

胚胎之争的法学思考--以二审法院判决为视角

无锡胚胎继承权案将受精胚胎在法律上如何界定这一难题带入公众视野。目前学术界关于冷冻胚胎的法律属性有主体说、客体说、中介说三种观点,以中介说为通说。二审法院从监管、处置权的角度做出判决可谓独辟蹊径,但对于本案中胚胎的性质、能否继承、当事人的请求权基础何在等实质性问题却予以回避。对受精胚胎的认识首先需要从其生物学本质出发,同时结合伦理道德、法律实践及大众认知等多个因素予以考虑。从受精胚胎发展的不同阶段出发,采客体说,将本案受精胚胎认定为可予继承的物,才能使当事人拥有请求权基础以及顺利承继合同利益,也是平息各方争议的最佳选择。     

城市八零后家长择园观的调查及评析

择园问题已经成为目前的教育热点与社会热点问题,而时代特征明显的八零后一代已经成为新一代家长,其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对幼儿教育也越来越重视,对幼儿入园问题也愈加关注。调查显示:城市八零后家长择园观存在较大差异和一定的误区,而通过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正确认识幼儿园保教关系、掌握正确的择园策略,可为家长科学择园提供指导。     

“文学性”的偏至与文学内、外部研究的危机——以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作为长期存在的两种研究向度在近年来却遭遇危机.以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为例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政治反映论"和"纯文学"积弊的结果,其出现的合理性在于其对"政治反映论"的批判性,但其理论基础和研究格局的偏狭,以及对延安文学作品超越价值的压抑,使其成为延安文学研究中新的意识形态.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形成过程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出现隔离的本质对"文学性"理解的偏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需要从"价值论"向"发生论"的转变中获得自身的生命力.     

手机祝福短信与现代人的节日生存状态

本文分析了手机节日祝福短信的娱乐性、“耍贫嘴”现象和机械复制性等文化特征,认为手机节日祝福短信在快速便捷地传递祝福信息的同时,也以虚幻的电子传媒空间代替了情感的直接沟通,以娱乐和搞笑代替了真诚的祝福。手机短信解构了节日的神圣性,对传统的节日生活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使传媒时代的人们变得浮躁和空虚。     

三唐五体:唐代文学本体观念的演变与诗风的变迁

文学本体观念的更新导致文学思潮的演变,进而影响创作原则、创作方法乃至题材、体制、风格以及批评理论的演变,从而完成文学理论范畴的系统转换,并最终影响文学创作时代风尚的变迁。唐代文学本体观念由“原道”、“言志”向“缘情”的转变,直接影响了唐代诗风的变迁。     

习近平的人民群众观

人民群众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群众关系的理论基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新举措,诠释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精髓要义：人民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力量的源泉,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习近平的人民群众观,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理论内涵,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做出了新贡献。     

后现代语境下网络造句现象的解读与反思

后现代语境下的网络造句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它采用复制拼贴、移植杂揉、反讽戏谑等手法,把“娱乐至死”精神发挥到极致,刻画出了一幅全民参与的狂欢图景。并非所有的网络造句现象都是无实质意义的娱乐化产物,有相当部分的网络造句现象来源于现实社会问题,只不过表达形式采取了娱乐式的戏谑手法。然而过度娱乐化,却会造成文化消费主义、虚无主义、非理性主义、个人主义伴随着网络造句现象不断蔓延。为此,需要对后现代语境下网络造句现象的消极影响进行理性反思,有针对性地加以消解,从而保障虚拟社会得以秩序化运行。     

有秩序的和谐社会——爱因斯坦的社会观

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他所创立的科学理论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宇宙观,他对社会的认识和理解也思想深邃、见解独到。爱因斯坦的社会观,不仅深受他的个人经历和科学思想的影响,而且与他的哲学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是他的宇宙宗教的上帝概念在社会领域中的自然延伸。因此,爱因斯坦是在他的宇宙宗教“上帝”概念的基础上,为了避免和消除他所经历和感受到的种种社会不幸,主张构建一个“有秩序的和谐”社会。这种有秩序的和谐社会,具体表现为“和谐的人”和“健康的社会”的统一。在爱因斯坦的社会观中,既有真知灼见,也有时代局限和主观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