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皇室楚歌

浓烈的悲情色彩和歌舞乐三位一体的混融状态,是汉皇室楚歌鲜明的艺术特色,这与现实政治带来的巨大痛苦、汉代“以悲为美”的审美风尚、楚文化本身固有的悲情因素及楚辞歌乐舞的混融状态、汉代倡乐之风的盛行、充分抒情的需要密切相关。对母体文化的怀恋、残酷的政治现实、汉帝王后妃本身较高的文学素养使他们倾情于楚声歌唱。     

“统一战线+精准扶贫”模式：逻辑、困境及出路*

统一战线是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工具,精准扶贫是统一战线的政治任务和不可推脱的社会责任,“统一战线+精准扶贫”模式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然而,理论上的重要性并未使“统一战线+精准扶贫”模式获得实践中的理想效果。究其原因,该模式面临统战思想认识的误区、统战部门人员和经费配备不足、统战工作缺乏机制保障、统战部门的统战能力受到统战和帮扶对象复杂性的挑战以及社会参与性政治文化未建立等困境。以问题为导向,从思想认识、队伍建设、工作机制、统战平台、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五方面寻求破困之道是必然选择。     

地方扶贫立法的路径、制度与理论反思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造了减贫史上的奇迹,扶贫制度创新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当前国家层面的扶贫立法呈现出破碎性、多价值融合性等特征,因此,在整个扶贫开发过程中,地方扶贫立法成为重要的制度支撑。从地方立法的文本出发,结合理论和实际调研经验,解构构成当前地方立法的思想基础,批判性审视当前扶贫法律规范的社会性和逻辑性,发现各地区的扶贫立法呈现出趋同化、政策化和泛原则化的现象。未来的扶贫立法要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尊重各地的区域差异和扶贫经验,在法律的框架内,促进扶贫立法与其他法律制度相衔接。     

浅议文书档案立卷改革

根据《归档文件整理规则》并结合我国文书立卷工作的实际,对目前我国档案界普遍运用的"以件归档"的操作方式所存在的缺陷进行了分析,认为《规则》作为档案工作的标准和指导性文献尚有一些不够完善之处,使文书立卷在具体操作中出现一些问题,应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改革和完善。     

论刑事诉讼中私人违法取证的排除问题

目前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适用于私人违法取证尚不明确,导致司法实践中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无法可依。通过结合域外的经验以及我国司法实践中辩方在取证举证上仍处于弱势地位的现实状况,对于私人以违法方式取得的证据以不排除为原则可能更为合理。在这一原则下应兼顾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和被告人的权利保护。这样的做法不但可以与新《刑事诉讼法》的内容协调一致,还顾及了我国目前私人取证的极大需求和弱势地位,同时也不致一味采纳所有违法取得的证据而造成更大的侵权。此外,一些相关的制度措施也必须完善,以期在明确易行地解决私人违法取证问题的同时,也能够预防未来的私人违法取证现象。     

浅析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是我党"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提出来的治国方略.内涵即为健全的法律制度,法律的普遍遵守;依法治国是历史的选择,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民主、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因此,依法治国的关键是树立法律的最高权威.     

论“以德治国”方略的实施和民族精神的塑造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思想第一次把道德建设提到了治国基本方略的高度上来,将有力地推动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因此,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振奋民族精神,提出"以德治国"方略具有现实意义.     

高校建设应法治德治并举

为深入贯彻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高校建设也应依法治校与以德治校并举,这是由当前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教育的目标机制决定的。实现这一治校方略应分别制定举措,并将两者紧密结合起来,不能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要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与发展

政治文明是现代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大力加强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依法治国,坚定不移地走我国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在这个进程中需要处理四个方面的关系,即处理好坚持特色和借鉴吸收的关系、现实实际和长期目标、积极推进与稳妥推进的关系以及理论研究与制度建设的关系。     

朝鲜洪大容《乾净会友录》与清代文人

燕行录是研究前近代中韩关系的重要史料,其中18世纪朝鲜文人洪大容所著《乾净笔谭》的价值尤为贵重。洪大容于1765年随朝鲜使节团来到北京,与数名中国文人进行笔谈,回国后将这一经历写成《乾净衕会友录》,两年之后改编为《乾净笔谭》,主要内容均为笔谈记录。前后两个版本之间进行的删改修订,反映出当时两国文人在不同的大环境下有着政治、学术、女性观等认知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