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农村贫困生心理问题及对策

贫困生心理问题状况关系到大学生自身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影响到民族素质的提高和中国梦的实现,在对 部分农村贫困生心理健康状况摸排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其心理特征及原因,针对大学生认知挫折、感受挫折及应对挫折等心理 特点,从高校层面,大学生自身层面与辅导员层面提出切实解决心理问题的有效对策。     

新时代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法治保障研究

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既是“十三五”脱贫攻坚主战场,又是国家减贫治理方式的重要体现。当前我国民族地区扶贫工作已进入新时代,要使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必须以强大法治保障为前提。纵观目前我国民族法治建设运行现状,仍存在精准化扶贫刚性立法供给不足、运行程序不规范、精准扶贫纠纷现代解决机制阙如等问题。因此,必须加快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法律体系构建、健全相关精准扶贫法治化工作制度、构建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确保相关扶贫工作在法治框架下规范实施。     

政策失衡与农村“分配型纠纷”的生成

作为一次大规模的资源反哺过程,扶贫搬迁既有利于农村减贫,同时也可能会因反哺失衡而出现“分配型纠纷”,阻断“资源反哺 治理有效”的逻辑链条。以陕南A县扶贫搬迁为例,因反哺失衡而导致的分配型纠纷表现为各种案件化的上访行为和非案件化的日常抵抗。清晰制度与模糊乡土之间的精准识别、悬崖效应与平均心态之间的精准帮扶以及主动应对与避责取向之间的精准管理,三重维度的冲突构成了分配型纠纷的制度性根源。对中国农村基层治理而言,打通“资源反哺 治理有效”的逻辑链条,就需要在资源反哺的基础上完善分配治理体系和分配治理能力。具体而言,需要提高基层政府的认证能力,协调多重面向的分配正义,平衡不同政策的帮扶落差,强化基层政府的主动回应。     

居民家庭的过度负债:度量与特征——来自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

居民家庭合理负债可以通过消费平滑提升其生命周期的总效用,但过度负债会影响债务的可持续性。通过回顾现有研究中关于家庭过度负债的定义及其主要度量方式,确定了中国居民家庭过度负债的客观度量指标,包括债务偿还负担类指标和偿债后家庭贫困类指标两类。在此基础上,选取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中国城镇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以家庭经济压力的主观度量为依据,借助列联表确定了6个客观度量指标的阈值,并进一步考察了过度负债家庭的基本特征。研究发现:(1)以债务偿还比率、调整后债务偿还比率及房贷偿还比率为基础构造的过度负债识别指标的阈值分别为50%、45%和40%；(2)以相对收入贫困线、绝对收入贫困线及绝对消费贫困线为基础构造的过度负债识别指标的阈值分别为30%、2300元和1.9美元；(3)家庭的净资产和收入、人口学特征以及所在地域等因素均会对过度负债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在不同的度量指标中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研究结论为客观评价中国居民家庭的过度负债提供了经验证据,对于结构性优化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水平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集中连片特困区旅游扶贫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研究——以山西兴县蔡家崖村为例

实施乡村振兴、精准扶贫是中国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战略选择。旅游产业以其强大的市场优势、新兴的产业活力、强劲的造血功能和巨大的带动作用,成为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和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抓手和主要动力之一。蔡家崖村地处吕梁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攻坚任务艰巨。近年来,蔡家崖村依托其良好的生态环境资源和红色旅游资源,大力发展农业旅游和文化旅游产业,积极探索旅游富民之路,形成了现代农业与红色旅游互促共赢的发展局面,目前基本实现了全村脱贫,共同富裕,乡村振兴。山西省兴县蔡家崖村作为集中连片特困区旅游扶贫的代表地,通过分析其旅游扶贫的背景、模式与实施路径,深入研究蔡家崖村“红色旅游扶贫,农旅融合兴村,旅游电商富民”的转型发展之路,进一步总结蔡家崖村旅游扶贫的经验和启示,探讨其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以期为其他地区的旅游发展助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提供参考借鉴。     

相对贫困的内涵、测度及其治理对策

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全球社会发展的重大议题,消除贫困是人类的共同使命。贫困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但是,相对贫困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将长期存在,如何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现实而又紧迫的课题。全面审视相对贫困的内涵和测度,从制度、资本和文化等方面讨论相对贫困的影响因素,从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分析解决相对贫困的关键环节,提出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加强教育体制改革,以此为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提供制度保障、基础支撑和智力支持。     

精准扶贫中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及中心式治理

我国精准扶贫正处于脱贫攻坚时期,精准扶贫的目标是到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实现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的贫困退出标准,从而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摘帽。结合贫困村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关系,即村干部、驻村干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及其相互间关系,建构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行动者的行动受结构位置和行动者个体理性共同影响。在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中,村干部和驻村干部作为治理主体是结构中间位置,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分别处于结构中心位置和边缘位置,村干部、驻村干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形成差异性的结构关系,表现为“行为性强联结关系”“结构性强联结关系”“结构性弱联结关系”和“行为性弱联结关系”。同时,由于围绕贫困户脱贫的压力型目标,使贫困村治理呈现出中心式治理的结构特征。贫困村中心式治理特征的优化,关键是发挥贫困户的主体性地位,提升非贫困户的参与性,强化村干部的治理角色,从而实现贫困村的治理有效。     

农旅融合减缓农村贫困机理与实证研究

在构建农旅融合减缓农村贫困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匹配CFPS微观数据和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数据,测算农村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进而采用包含交互效应和中介效应的Probit、Tobit模型,从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两个层面验证农旅融合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及内在传导机制。结果表明:农旅融合能够减缓农村收入贫困,但其减缓农村多维贫困效果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旅融合减缓农村收入贫困起正向调节作用,但其对农旅融合减缓农村多维贫困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农村居民工资收入水平和人均资本是减缓农村收入贫困的重要传导机制,但其对农村多维贫困的传导作用不显著。因此,在深入发展农旅融合时,“因症施策”“多措并举”方可有效减缓农村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     

旅游业二元结构对旅游扶贫效应的影响

旅游扶贫的主要目标是扶贫。然而,一些贫困地区的旅游扶贫开发并没有充分发挥扶贫作用,难以实现地区贫困人口的获利和发展,从而与扶贫目标相违背。文章从旅游业二元结构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了由于旅游业的开放性和旅游扶贫开发背景的贫困性两者之间的矛盾,旅游业正式部门未能充分发挥扶贫效应,并对非正式部门产生“挤出效应”,使贫困人口被挤出旅游获利圈是导致旅游扶贫失效问题的重要原因。同时,在分析产生“挤出效应”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消除“挤出效应”的措施。     

中国农业贸易的碳减排效应研究

通过构建环境投入产出模型,采用WIOD数据计算1995—2011年中国农业贸易净出口隐含碳与碳减排指数,考察中国农业贸易的碳减排效应,并基于贸易逆差的视角分析未来农业贸易的碳减排趋势。研究表明：中国农业贸易从隐含碳净出口地位转向净进口地位,表明农业贸易有利于降低国内碳排放水平;与不存在贸易往来相比,中国在1995—2011年通过开展农业贸易可以降低农业29.14%的CO₂排放量,但减排效应呈现减弱趋势;中国农业贸易未来仍将存在碳减排效应,且减排作用也将保持在较高水平,有利于缓解工业贸易增长带来的污染加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