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编到生成：寻找文学与影视的平衡

悠久的改编历史和异常繁盛的现状,越发衬托出改编理论的尴尬,尤其是经典名著的改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改编术语的局限及其主观成见造成的。本文在详尽分析影视改编的种种成见与困境的基础上,提倡用文学的"影视生成"替代"影视改编"。一方面,影视生成研究包括对文本的意义生成,从艺术发生学的层面强调意义的产生、动机及过程,将改编的静态研究扭转为动态研究;从语义生成学的层面强调意义生成的修辞研究;从接受美学的层面强调接受过程的意义增殖。另一方面,生成研究也将影视的产品生成纳入到研究视野中,从产业的生态环境进行宏观的外围考察以及非艺术因素的研究。     

西方多元文化教育探究

多元文化教育是当今世界教育热门话题之一,同时也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基本的教育理念.文章着重探讨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的产生背景、概念和宗旨,以及课程设置和教学法,等等,以期对我国的多元文化教育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论社会化、个性化与教育创新

个体社会化与个性化的关系就是个体适应社会与主动创新的关系。适应与创新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 ,二者不可偏废。教育既具有社会化的功能 ,又具有个性化的功能。我国当前实施创新教育便是要在适应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超越 ,使教育的社会化功能与个性化功能都充分发挥出来。要实现这种超越 ,便要转变指导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激励机制等     

论大型国有企业失业人员的转型适应与社会认同——于辽宁省的个案调查,

大型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出现困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其转型适应发生了障碍,其根源在于单位习性的惯性作用和社会认同的自弃制约。单位习性源自国有企业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施行的影响;社会认同的自弃行为则是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脱节的现实表现。转型适应有同化、整合、分化和边缘化四种表现形式。同化、整合是转型适应的良性状态;而分化和边缘化则是其恶性状态。分化和边缘化的产生是由于体制内社会国家责任过重、社会保障项目过于全面等因素的影响。就社会政策的导向效用而言,社会保障必须把握一定的度,否则就会导致保护懒惰的消极后果。     

教育之适应与超越 ——兼与鲁洁教授、杨昌勇博士商榷

教育是超越社会还是适应社会,关键是看教育能不能成为主动地改造外部社会的力量。在这个问题上,历史中的教育家有不同的理论选择,柏拉图认为教育应该成为改造社会的力量,而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应该为维持社会的现状服务,在实践中,教育是适应社会,还是超越社会,经常是社会权力选择的结果。     

广东外来人口对粤文化的吸纳与整合

本文阐述了广东外来人口与粤文化的接触中所产生的文化抗拒,及其对广东都市文明和粤文化的不同层面的文化适应。文章指出,这种文化适应和吸纳对粤文化的整合和对故乡传统文化的整合同时并存,这种深广的文化交融,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     

论英语幽默语言的翻译

翻译幽默语言应首先具备识别幽默的能力。幽默语言的翻译虽非易事 ,但毕竟有其可译性。而归化 ,功能翻译 ,直译和注释法则是幽默语言翻译的重要策略。     

视觉的盛宴繁华又落寞——电影《鸽翼》（1997）评析

英国著名导演伊恩·索夫特雷执导的电影《鸽翼》（1997），改编自亨利·詹姆斯的同名小说，借助电影叙事的语言形态和视觉艺术特有的表现手法，将原著中晦涩含混的叙事、繁琐冗长的对白转化成可见的视觉镜头，把文字的传承与影像的变化成功地结合起来，飨观众以视觉盛宴，从而展现人心之微妙，人性之复杂。     

钢琴艺术指导在中国民族歌曲中的改编和应用

钢琴艺术指导是声乐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保证声乐艺术完整性以及艺术性的重要元素。中国早期的民族歌曲是由从事劳动、狩猎、放牧等集体劳动的人们创作的,并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下来。民族歌曲改编是人们结合现代美学和现代创作手法,对原生态民族歌曲作品进行的创造性变革,创作出符合时代发展特征、具有强烈生活气息、艺术性以及装饰性的声乐作品。声乐艺术与钢琴艺术的有效融合,能够充分表现音乐作品的内涵以及外延。好的钢琴艺术指导能够充分表现音乐作品情感的丰富性,甚至可以弥补歌词与演奏者声音的不足。在新时期,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国民族歌曲的发展正面临青黄不接的状态。为了有效应对这一问题,本文运用案例分析法,对钢琴艺术指导在中国民族歌曲中的改编和应用进行研究,旨在强化中国民族歌曲的音乐表现力,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Evaluation of Attitudes Toward Same-Sex Parenting in the Italian Context: Adaptation of a French Questionnaire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Italian version of a French scale to detect attitudes toward same-sex parenting. The Italian sample was split into two subsamples. On one,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 was conducted to detect the factor structure of the Italian scale, and on the other,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was run to find the data’s best fit model. The scales’ internal consistency was evaluated using Cronbach’s alpha. The questionnaire’s convergent validity was also evaluated. EFA extracted a four-factor solu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riginal French scale’s validation study. CFA showed that the translated scale had good consistency, similar to that of the original version, showing satisfactory internal consistency for three of four subscales. There will be benefits to further validation studies of the translated scale on the Italian population and it may possibly be innovative and useful in both research and social fiel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