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时代的讲史、故事和小说

过去人们一般认为先秦时的纯文学作品只有《诗经》和《楚辞》。其实,叙事文学的创作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瞽史们根据史书记载的历史梗概,吸收一些民间传说,经过自己的艺术想象而完成的《左氏春秋》和《国语》中的《晋语》、《吴语》、《越语》等,具有动人的情节,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它们就是散文形式的史诗。《仪礼》所谓“辞多则史”,孔子所谓“文胜质则史”,便道出了瞽史在讲述中发挥艺术想象、进行文学加工的事实。《穆天子传》及附在其后的述盛姬之死一段文字,还有同时出土的《琐语》,皆小说之开端。《逸周书》和《庄子》中,也编入一些先秦时流传下来的小说。而《晏子春秋》实为有关晏婴的一部专人故事集。把这些都笼统地归入“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是欠妥的。     

简论先秦历史散文的文化特性

我国先民极其重视历史 ,先秦的历史散文是史官文化的直接产物和代表。其文化特点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兴以立功 ,败以成罚”的实用———资治性 ,“好恶同于圣人”的道德———伦理性 ,“跌宕而不群 ,纵横而自得”的历史———文学性。     

春秋兵学对于先秦哲学思想的贡献

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春秋兵学对于先秦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它在军事实践中重视特殊性的对象、时空条件、目标意义和组织形式,揭示了对立统一和控制反控制的本质关系,奠定了汉民族的功利理性精神。其中有关军队组织建设的思想和实践直接开启了先秦法家的政治路线,有关作战谋略的认识又是先秦术家的思想渊源。《孙子兵法》对于战争性质、形式等的界定和阐述,还是先秦思辨哲学的初阶。它的军事理性与墨家重视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生活理性,《周易》重视发展变易的历史理性各有特点。它的功利精神与孔子继承传统而来的道德信仰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两大源头。     

“百家争鸣”是如何走向“思想一统”的——以战国及汉代典籍评先秦诸子为视角

举国文化之昌盛、影响之远莫胜于先秦诸子,对于先秦诸子的起源有三种解释:荀庄的"诸子出于道散天下论",淮南王的"诸子出于社会需要论",班固的"诸子出于王官论"。通过对诸子起源的探讨,可以看出诸子思想的真实内容、特征与分歧。而荀子"务息十二子之说"和韩非、吕不韦"诸子为乱"应"主一"之说,正可以显示出先秦至秦汉思想脉流如何逐渐由"百家争鸣"走向"思想一统"的秘密。     

中国传统人论的去道德化探析

中国传统人学论说因与封建政治体制相融合而走向了道德化,使之包含的批判精神难于实践,因而必须从文化源头上探析中国人伦的特点,进而从儒学思想核心命题转变和儒、墨、道各家的贯通中,揭示中华文化中包含的人学思想。这其中,周初人天关系论、儒家大同论、道家出世说、墨家兼爱互助思想在交互辉映中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人的追求,并为以人为本提供了民族文化资源。     

《楚辞章句·九歌第一篇》评析

先秦时代的文字都是一字一词,没有多字一词者.据此去审视王逸的<楚辞章句>,其注释错误达50%以上.现以<九歌>第一篇作为范型,予以评析辨证.     

齐梁时期形神之辩与先秦道家

齐梁时期的形神之辩主要是由范缜引起的。范缜以刀利之喻代薪火之喻,说明形质而神用,持神灭论。沈约、萧琛、曹思文持神不灭论,在与范缜的辩论中,先秦道家思想也是他们利用的既有思想资源。这次大辩论使佛教得到了传播,也为今天讨论形神关系留下了经验与教训。     

汉语“可能”、“必然”意义表达的发展

文章选取先秦、明清和现代三个时段的语料来探究汉语“可能”、“必然”意义表达的发展。在《论》《孟》《老》《庄》里,“可得”（可能）的用例都能换成“可以”,并仅出现于否定句和反问句。“必”修饰动词,用于某些具体条件下,尚不表达“无条件”,它有时被夸张使用。“可得”和“必”都有明显的强调色彩。明清语料里,“可得”的表达依旧,“必然”已经发展成能作主语、谓语、宾语和定语的词。先秦和明清语料中表必然的都比表或然的多一倍以上。时代越早,语言越情绪化。真的“可能”见于中古,但是长期不发展。现代爆炸式发展,与“必然”构成了一个对立统一的逻辑范畴,表达清楚的模态概念。现代语料的“可能”词频是“必然”的六倍多,反映人们对事物发生的可能性的认识增强了。     

重建社会秩序的先秦思想

社会秩序问题一直是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也是重要的中国现实问题。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秩序思想的专门研究不多,分析层次不高,局限于儒家研究。本文选择结构主义方法论,以社会秩序建构的目标（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和途径（内在途径和外在途径）作为分析框架,发现社会秩序是先秦社会思想的主题,先秦思想界出现了孔孟、荀子、老庄、墨子、韩非、杨朱六大社会秩序观,这些重建社会秩序的社会思想对于当今社会有可以借鉴之处。     

论《素问》的五行理论及主要传本

《素问》把五行生克理论运用到人体论,从五行和五脏各自的功能与相互的关系来说明人体生命的机制,由此构建了人体内部的统一性以及人体与自然界的相应性。《素问》的主体部分在刘向、刘歆时期已经完成和定型。全元起是第一位为《素问》作注释的人,杨上善的《太素》是《素问》的改编注释本,王冰注本为我们探讨《素问》中的理论与儒、道等家相关涉的脉络痕迹提供了有益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