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型政府的公共精神结构分析

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与和谐社会视角下政府治理模式的重要选择。本文以公共精神结构为分析视角,通过探讨服务型政府治理在理念——模式——职能方式等三个层面的价值演化,分析服务型政府形成的公共伦理结构,以期论证服务型政府的实践因由。     

市场制度、高技术产业发展与工业结构的关系——基于VAR模型的广西实证检验

通过vAR模型动态地分析市场制度、高新技术产业和工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产业、市场制度和工业结构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长期内,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市场制度的完善都对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持续的促进效应;二者的影响程度虽然较弱,但具有长期持续的正向效应,并且三者之间也具有相互的正向效应。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将是完善市场制度和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市场制度、高技术产业发展与工业结构三者之间构成一个相互影响的动态机制。     

中国收入优先增长中的结构优化

在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实施收入优先增长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发展战略。这个战略既要从总量增长角度进行考虑,还要从结构优化方面进行分析,即中国的收入优先增长主要是应该通过工资性收入的增加来实现,还是应该通过提高财产性收入或经营性收入来实现。考察典型的高收入国家美国的居民收入结构,其长期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应能对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提供某些参考和借鉴。从中国居民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自身特征和运行规律来看,在中国实施收入优先增长的过程中,大幅度提高工资收入在短期是应该的,但难以作为长期举措。财产性收入增加是收入优先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能放任财产性收入过度膨胀,而经营性收入的提高应该成为中国收入优先战略实施的重要举措。     

从“养士用士”到稷下学宫——兼论先秦时期私立大学形成的过程

先秦时期,学术文化的下移促进了＂士＂阶层的形成,而＂养士用士＂是先秦时期私立大学形成的渊源。稷下学宫是齐国在战国时期由＂养士用士＂而发展起来的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是兼具官、私两种性质的学术研究型大学。稷下学宫具有服务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职能;其组织结构类似于现代大学的组织结构;并具有政府投资办校、学者办学的分权组织结构模式。稷下学宫也是一所具有现代大学理念雏形的综合型大学。因此,中国古代私立大学在形成和起步阶段,就已奠定了类似于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础。     

股权结构、管理层权力与多元化经营——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股权结构与多元化的关系研究是近年来公司治理领域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之一。通过构建股权结构、管理层权力和企业多元化的动态作用机制的理论框架,以筛选出的531家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股权结构,包括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多元化呈显著U型曲线关系;管理者持股与企业的多元化正相关,管理层权力型企业比非管理层权力型企业的企业多元化倾向更大。     

在华外资并购绩效实证分析——以饮料、洗涤用品、化妆品和汽车制造业为例

跨国并购是外国直接投资进入中国市场的一种主要手段。自中国加入WTO后,外资在华掀起一波接一波的并购浪潮,国内很多行业出现外资垄断现象,一些知名民族品牌开始淡出市场。以国内饮料、洗涤用品、化妆品和汽车制造业这四个行业的进出口贸易数据为基础,以贸易指数和竞争优势指数为工具来分析这种并购的绩效。结果发现,并购加快了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但对产业竞争优势的提高没有太大的效应,同时还阻碍了某些行业民族企业的发展。     

人力资本结构优化与浙江经济转型升级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在金融危机下浙江如何发挥原来的比较优势和加强竞争优势,离不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和结构模式的优化。笔者认为政府应建立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政府调控为补充的混合调控模式,结合产业发展政策和地区发展战略,制定出浙江近、中、长期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和优化人力资本结构的政策,以实现人力资本的结构改善与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良性循环。     

论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劳动生产效率与产业结构——以江苏省为例

本文利用LMDI指数分解方法建立了人均增长率测算模型。该模型可以分析产业GDP结构、产业劳动力结构、产业全员劳动生产效率以及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等因素对人均GDP增长率的影响。江苏省人均GDP增长率的实证分析,表明产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结构是该省2010年实现人均GDP增长率200%的主要影响因素。     

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的政府类型剖析

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是政府的重要目标。为此,就需构建扶弱性政府,而这又需构建与市场谈判势力对称的社会结构,以此削弱市场谈判势力强的利益集团的非市场谈判势力,增强市场谈判势力弱的利益集团的非市场谈判势力。     

地方文教与传统宗族社会结构的变迁——以清代衡阳地区为个案的考察

清代以士绅为主体的衡阳地方精英积极参与本地区的文教事务,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地方宗族社会的发展成熟期。宗族组织在正式形成之后,需要借助政治文化优势来扩大其生存发展的社会空间,因此士绅参与地方文教与其宗族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宗族组织通过与正统儒家文化结合实现了彰显地位和权威的目的,但是参与主体的流动不定,又反映出了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清末新政的实施使得士绅被纳入到国家政治体系,其行为主旨与宗族的传统利益诉求逐渐发生偏离,致使王朝正统性象征在民间社会中的地位发生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