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的两种误读

近年来关于马克思个人所有制的讨论,除了重建消费资料个人所有制的传统理解之外,又冒出了以股份制作为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形式,形成以个人私有为基础的均富状态的新的理解。这两种理解都是对马克思个人所有制的误读。正确理解马克思的个人所有制,对于坚持以人为本,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新能源行业成本粘性行为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学术界关于成本费用粘性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费用粘性的分析,研究对象多以制造业为主,缺少特定细分行业的相关研究。选择当前受关注度较高的新能源行业为研究对象,以2007—2011年的新能源行业的财务数据为样本数据,对其成本粘性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研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能源行业上市公司存在成本粘性,当业务量增加1%时成本上升0.932 2%;当业务量下降1%时成本仅下降0.833%。非流动资产密度和负债水平有强化企业成本粘性行为的作用,而独立董事比例越高越能抑制成本粘性的发生。股东比例的作用机理尚不清楚,其效果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国际私法适用与限制外国法的本位论

国际私法强调适用外国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另一方面又制定一系列限制其适用的制度,这种“相互抵触”正体现了国际私法矛盾统一的重要特征。21世纪国际私法应在国家利益、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和整个国际社会和谐的民商法律秩序的建立三者之间寻找到一个合理的结合点,使这三者之间的矛盾得到完美的统一。     

三方主体缺失与私营企业劳资关系协调机制的构建

基于“三方性”原则的三方机制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协调劳资关系的基本机制。三方协调机制的有效性取决于劳资关系三方的制衡性、平衡性和代表性。当前我国私营企业劳资关系中政府、雇主（雇主组织）和工人（工会）三方由于组织机构的不健全和行为目标的扭曲,不同程度存在制衡性、平衡性和代表性的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起来就表现为三方的主体缺失,这种主体缺失导致了三方协调机制在私营企业劳资关系调整中的失灵现象。因此,有效发挥三方机制的协调作用,构建私营企业的和谐劳资关系,当务之急就是健全劳资关系的三方主体。     

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思考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提出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特别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为我国发展私营经济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从实践标准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能够增强国家的凝聚力。目前,要发展我国个体私营经济的关键是采取正确的政策取向,应促进个体私营企业数量上的发展和质量上的提高,调整产业政策促进个体私营企业生产经营水平的提高,还要加强对个体私营企业的各项行政法规管理     

论清以前幕府演变和游幕文人

幕府随着社会历史等条件的变化不断演变.通过入幕的文人,幕府与文学、学术文化始终保持着持久而紧密的联系.研究中国文学,幕府是一个很好的切入角度.     

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的公私法衔接

当前立法规范所呈现的个人信息权利化路径面临着过度保护与保护不足的双重困境,同时也难以回应大数据时代系统性的信息安全风险.个人信息本质上是由一些具体人格权权利内容和其他人格性利益糅杂而成的综合体.内容上的复杂性要求私法采取"权利"与"法益"相区分的保护路径.属于"法益"部分的个人信息,承载了更多的社会公共利益,无法由具体人格权所覆盖,但可通过"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的侵权责任"进行保护,从解释论的角度以《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作为转介条款,将公法域的个人信息保护性规定引入私法体系,增强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实现公私法保护的有效衔接.     

企业家领导风格与民营企业组织变革——案例的比较与分析

民营企业的管理现状和特征决定了其要发展壮大就必须进行组织变革,通过对两家背景相似的企业集团——远东控股集团和T公司组织变革的比较分析,发现企业家领导风格对企业变革的绩效有很大影响:相对于权威型、魅力型和家长式领导风格,变革型、交易型、民主型领导风格通过增强变革动力,降低变革阻力对变革效果产生更大的正效应。     

挣脱生态牢笼的路径探幽——《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生态思想解读

《共产党宣言》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思想,其体系以人、社会、自然整体为背景,其核心观点认为生态问题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起的.马克思在唯物史观视野下,科学论证了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历史发展逻辑,廓清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双重和解的演化路径.其中关于科技提升、市场拓展、交通和通信发展等引起世界市场“生态扩张”的思想,对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境况下“生态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价值.     

领域分化后的道德寓所——兼论公共行政的道德原则

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现在正处于后工业化的过程中。在农业社会,社会的一体性决定了它的制度是“权制”的,它的治理模式是“权治”的,道德的因素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会有着不同的要求和表现。工业社会是一个社会分化的过程,特别是领域的分化,把道德主要限制在日常生活领域之中。私人领域也要求道德的支持,但是,自利的追求往往把道德置于客观结果的位置上。至于公共领域,则是一个非道德的领域。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了领域的融合,从而为普适性道德的出现提供了历史前提,也为在道德发展最新成果的基础上进行道德制度和德治体系的设计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