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成长性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2009—2012年上市民营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了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成长性的影响以及制度环境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民营企业与政府建立联系成为普遍现象,民营企业与政府的政治关联对企业成长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制度环境越落后的地方,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成长性的促进作用越大。这表明,政治关联是制度环境不完善条件下的一种替代机制。     

哲学家的私人生活与其哲学的解读

在哲学史研究中,对哲学家之哲学的解读与其私人生活的考察之间是否存在本质性的关联,是一个颇为耐人寻味却又不易回答的问题。而且,正像对“哲学”这一概念的本质主义理解是不可能的一样,这个问题也不存在一个本质主义的解答。不过,借助两种哲学类型的区分以及哲学史研究过程的三阶段划分,我们能够相对具体而又深入地来分析和讨论这一问题。     

女性董事改善了企业会计稳健性吗?——基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4-2011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Basu模型结合民营上市公司董事会环境和女性特征,实证检验了女性董事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是否存在女性、董事会中女性的数量和比例都对会计稳健性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中,董事会存在女性董事降低了低竞争行业企业和低债务监督企业的会计稳健性,但女性董事的数量和比例的增加却提高了高竞争行业企业的会计稳健性.研究结论对深入理解会计稳健性以及加强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对私法制度人性基础的一种价值审视与批判——兼评《民事主体的历史嬗变与当代建构》著述

民事主体是人的私法地位展现与私法制度运行之基础。在历史维度中展开的民事主体价值分析不仅揭示出民事主体具有特定的价值内涵,而且经历了从蒙昧到彰显的动态发展与理论廓清,并在制度维度与现实维度中获得细化与更新。由此引发的对私法制度人性基础之反思：一方面要求坚守民事主体的价值诉求,另一方面要求客观面对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张力,并借助于私法原则与规则的调试与协调来获得消解。当然,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张力不仅是困扰中外法学家的千年难题,也是中国民事主体当代建构研究中难逃之梦魇。     

珠江三角洲民营物流企业发展现状研究

以珠三角十家民营物流企业为样本,深入了解民营物流企业的发展、市场定位、内部管理等变量间的数量关系,应用图表分析、描述统计、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采用深度访谈与问卷调研相结合的方式具体研究珠三角地区的民营物流企业的发展现状,并进一步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传统农村民间借贷的运行机制研究——基于村庄治理视角

通过建立完全信息无限次重复博弈民间借贷模型,基于村庄治理理论,研究了传统农村民间借贷稳定运行的内在原因,认为正是村庄治理的两大作用:信息形成和违约惩罚,抑制了传统农村民间借贷风险,维持并促进民间借贷的稳定发展。因此,认为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传统农村民间借贷是一种非常稳定的借贷形式。     

两岸航空区际法律适用制度比较论纲

航空直航是两岸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路径。两岸航空法律冲突的存在导致航空直航中当事人利益保护的不确定性。当事人在发生纠纷时无法确定准据法, 难以确定其权利义务分配的法律效力。两岸航空法律适用制度的冲突加剧了实体法冲突的消极影响。两岸航空直航运输合同法律适用制度、航空器权利法律适用制度、旅客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法律适用制度及侵权法律适用制度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其准据法的连接点、法律选择方法与价值考量迥异。两岸航空私法冲突属于区际法律冲突, 与国际私法冲突存在一定差别。应当制定区际私法, 以解决两岸航空法律冲突问题。     

论反垄断私人诉讼原告资格的二元化

我国当前民事诉讼立法对适格原告的要求过于严格,无法契合反垄断私人诉讼的特殊需求,导致此类纠纷中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得不到有效的司法救济。借鉴域外经验,结合自身国情,构建我国反垄断私人诉讼原告资格制度至关重要。私人提起反垄断诉讼因其利益指向的不同有着反垄断私人诉讼之“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的分化。在起诉者利益指向分化下,二者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困境和需求,由此在原告资格的确立上也应有所差异,即反垄断私人诉讼适格原告二元化。     

民办高等学校病理的社会学探析

针对我国民办高等学校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病理问题,如:办学定位的病理、师资队伍的病理、学生的病理等,造成这些病理的主要原因是政策导向上和观念上存在问题。为此,必须从国家政策上赋予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同等的法律地位,同时,民办高校自身应有良好的办学定位,并把发展的重点放在提升教学质量上,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病理问题。     

论私人刑事调查法制化的美学基础

私人刑事调查作为古老的自我保护与私力救济的重要手段,其实现法制化在现代社会具备着浓厚的美学基础.首先,它体现了刑事诉讼活动对“真”的追求;其次,它展示了刑事诉讼活动对“善”的向往;最后,它还彰显了刑事诉讼活动对“美”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