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委员会制度评析

审判委员会制度是我国特有的一项司法制度,对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废之争由来已久.目前在理论界对审判委员会制度持批评观点者居多,甚至主张废除该项制度.审判委员会制度虽然存在诸多负面效应,如违背司法独立原则、违背诉讼基本规律、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等,但也有明显的正面效应,如可以遏制个别法官枉法裁判,防止司法腐败以及能够从整体上保证对案件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实现实质正义等.因此要对审判委员会制度给予合理评价,并充分认识它在司法实践中的积极作用.     

论刑事和解的价值及其限制

源自西方恢复性正义理念的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型处理犯罪的方案,虽然对社会具有秩序价值、对刑事被害人具有抚慰价值、对加害人具有回归社会的价值、对司法机关具有效率价值,但同时又具有背离罪刑法定原则、适用刑法平等原则、罪刑均衡原则三大负价值。对此,在没有法律明文规范刑事和解的情况下,对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只宜将其作为酌定不起诉、酌定量刑情节处理,需要用刑罚报应正义限制刑事和解的泛化。     

“反抗”与“建设”的政治正当：再度进入国家主义论域

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具体历史语境下,国家主义之“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全民政治、全民福利”,以及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在历史与时代的逻辑中被赋予了政治的正当性,展现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反抗”与“建设”的归依,依然可视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架构中的政治运作。其政治理论和实践形态,之于民族凝聚和民族国家的构建而言,有其合理性甚至积极性的一面。     

走向公平正义--浅谈法律监督的意义与局限性

公平正义,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和追求,是社会中每个人都能受到尊重、认同和恰当对待的表现,也是衡量社会制度优劣的试金石。人类社会的秩序与和谐要靠法治,而法治的最高境界就是公平正义。在实现法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过程中,法律监督具有不可忽视、不可替代的功能。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法治建设研究

法治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制度基础。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核心依靠是法治。在“依法治国”的总体框架下,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应积极构建更加有利于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机制。重点是坚持依法完善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社会自治的法律制度,保障城乡基层群众自治活力不断增强,构建有利于夯实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法治基础;健全综治信访和维稳的法治机制,构建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构建多部门合作的工作机制;强化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责任,推进网络虚拟社会管理的法治化,确保社会安定有序和谐;强化宗教事务管理的法治机制建设,坚持完善公共安全和应急处突机制,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监管法治机制,保障公共安全预警防控体系高效运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确保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各项工作实现依法推进。     

过渡司法: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对系统性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回应

过渡司法最初是指一个国家由非民主体制过渡到民主体制后,对旧政府侵犯人权行为的处理。冷战结束和东欧剧变之后,这一概念又被用来指战争或冲突结束后,如何追究过去的种种暴行。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政府对历史上受主流社会欺侮、压迫的群体采取的道歉与赔偿等补救措施,也被称之为过渡司法。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为此设计了多种机制,包括起诉、赔偿、真相调查、机构改革和人事清查等。总之,过渡司法就是对系统性或大规模人权侵犯的回应。过渡司法的精髓不在于提出某种本体论意义上特殊的正义/司法理念,而是要提供一种方法论,以调和正义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张力,而且它强调的不是一种绝对的正义理念和一以贯之的司法模式。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的恢复性司法

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刑事司法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特殊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惩治犯罪的力量,但从国家应对犯罪的手段以及期待达到的目的看,都还是比较单一的。因此,在我国倡导恢复性司法,从犯罪发生和产生危害的自身规律着手,强调社会资源的整合和利用,形成超越性的刑事司法体制,有利于彰显我们和谐社会的本质。     

霍布斯正义理论的论证策略

霍布斯把自然状态下人的状况还原到一种相互恐惧的状态,并认为人实际上不适合于过社会生活.但人最基本的愿望是免除死于暴力的恐惧,所以正义的根本指向是获得和平.自然法只能是对人们的应然约束,包括外在的应然规则和内在美德,而没有刚性的强制力,所以政治国家的出现就是必需的,其特点就是主权者不是契约的一方,其意志就是大家的意志,并垄断惩罚的暴力,于是战争状态被消除了,所有的权利转让者都能得到平等对待,这就是政治国家的正义性之所在.这种逻辑是严整的,但是由于简化过度,其中的逻辑缺环也所在多有.     

法律程序的形式性与实质性--以对程序理论的批判和批判理论的程序化为线索

本文通过对1990年代初期之后欧美政法思潮的重大转折以及中国法制改革经验的综合性考察,进一步探讨了在价值观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法律程序对于公共选择以及社会秩序正统化的深远意义。针对国内部分学者对强调程序性正义的疑虑,作者指出：现实中滥用形式和程序要件的弊端其实正是缺乏正当程序观念的结果,为此我们的确有必要对照公开、对等、透明以及公平等程序价值来检验和完善现行的程序规范。     

关注公民公平感——我国部分公民公平感调查报告

对我国部分普通民众进行的"公民公平感"问卷调查表明,人们在司法、医疗、住房、就业、教育、尊重和户籍制度等问题上,通过比较自己与他人、过去与现在、地区间与行业间,都对社会有着基本的认同与公平感受以及较强的纳税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在引起不公平感的诸多社会现象中,人们对普通百姓看不起大病重病、贫富差距拉大和普通百姓买不起房三大问题意见集中,并把对抗大病风险的医疗保障、缩小贫富差距和调控房价等方面的责任与期望赋予了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