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后侦查工作变革之展望

新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证据收集的角度对非法证据进行了界定,将非法证据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以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手段收集的证据;另一种是并未对公民的基本权利构成侵犯,但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收集的证据。因此,不同于其他国家以人权保障为要旨,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多方面的功能期待,对侦查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必然会推动执法意识、程序规则、侦查体制等多方面的变革与完善。     

论杀人犯罪被害人与刑事司法参与

杀人犯罪被害人是指因杀人犯罪行为而遭受直接侵害的自然人。杀人犯罪被害人参与刑事司法,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其途径主要有量刑参与和刑事和解。此外,在被害人具有过错的情况下,其也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到刑事司法程序之中。     

治理效能视角下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制度研究

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有序性和有效性并非直接相关,可以从有序性和有效性两个维度分析公民参与及其治理效能的关系.为提升治理效能,以程序性规则为核心的制度设计能更为充分地保障公民有序有效参与公共服务,实现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与有序合作.基于全过程民主、程序性权利和共同体秩序等公民参与的程序性价值维度考量,再以环境保护领域中的公民参与为例,从公开公示机制、意见表达机制、回应吸纳机制、监督评价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等方面构建公民全过程参与制度,并探索公民参与的方法和策略.通过公民参与的程序性价值内化、方法创新与技术转型来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论不方便法院原则在我国确立的必然性

在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追求包含公正的法律效益目标已成为必然的趋势。不方便法院原则一方面反映了管辖权的国际协调精神,另一方面则是从诉讼经济、有效利用司法资源的角度出发,而对本国法院管辖权进行有效的抑制。本文通过分析不方便法院原则在西方国家的确立和发展以及在我国的司法现状,论述了该原则在我国确立的必然性。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三重定位解读

尽管目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被定位于刑事司法政策,但该政策在理论上应当是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刑事执行政策三位一体的基本刑事政策.作为刑事立法政策的宽严相济,应该不仅包括刑事实体法方面的政策,而且还要包括刑事程序法方面的政策;为刑事司法政策的宽严相济,是指在侦查、起诉和审判的过程中,侦查机关、起诉机关和审判机关在适用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时应当遵循的政策;为刑事执行政策的宽严相济,则主要表现在监禁和死刑的执行两个方面,在现代刑事执行制度中,必然是监禁与非监禁化、行刑人道化、行刑社会化的有机结合.     

我国水污染防治法基本原则的界定和建构

我们认为应该从“外在的形式标准”、“内在的价值追求”、“应遵守的科学性原理”以及“结构和功能上的整体性和层次性”四个维度科学界定和建构水污染防治法基本原则所必需遵循的准则。 “生活饮用水优先和重点保护原则”；“预防为主，科学防治原则”；“权责均衡原则”；“政府主导和公众参与相结合的原则”应该构成我国水污染防治法的基本原则体系。     

政治正义与契约论证明

正义理论与契约理论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均具有悠久的历史。这一理论在近几十年以来迎来了一场复兴,乃至成为当代政治哲学中反复出现的关键词之一。契约理论的这一复兴首先起源于罗尔斯的著作。他的开创性成果在于将契约理论与政治正义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并用一种政治建构主义的模式表达出来。罗尔斯认为,只有经过一种建构主义的契约理论的验证,某种正义观念才可能在理性多元的当代社会中树立起来,获得理性且合理的公民的广泛认同。正是因为这种理论安排,使得罗尔斯的理论与传统的正义理论或者契约理论相比,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试论刘昼的美学思想

北齐刘昼《刘子》一书的美学思想是中国美学史上值得关注的一个点。该书会通儒道,一方面以“神恬心清”、谦下守柔为人生最高境界的美,另一方面又援儒入道,主张以儒家的“忠孝仁义”、“中和”之道节制“情欲”,走向道家的“神恬心清”之美。它不仅在适性之美和适用之美方面发表过发人深思的意见,而且在审美的主客体辩证关系方面作出过深刻分析,是对刘勰等人相关思想的重大发展。     

社会主义公平与效率的实现条件

社会主义追求比资本主义更好的公平和更高的效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这一目标的实现奠定了体制基础。但现实中仍有一些不合理因素不利于增进公平提高效率 ,必须通过改革完善体制 ,为实现公平和效率目标创造条件     

奥古斯丁与尘世政治的价值——关于第三座城的争论

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提出了著名的两城说,即认为人类历史就是上帝之城与魔鬼之城斗争的历史。但奥古斯丁研究界的学者一直在争论,是否还会有第三座城?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尘世政治有没有德性的含义?笔者认为,奥古斯丁并不承认有第三座城。在他看来,尘世政治只能是罪恶的产物,其功能永远是有限的。这成为中世纪以来西方政治思想的基本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