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五代史》的理性与价值

《新五代史》在"二十四史"中别具一格,主要在于其理性和价值。欧阳修对《周易》和《春秋》的认识分别体现为《新五代史》的理性和价值,这种《周易》易理和《春秋》大义的结合,使理性通过价值具有道的正义性,而价值通过理性体现为至上性,二者关系是理性决定价值。《新五代史》理性和价值在学术上的纵横维度表明,其虽具有宋学的特征,但与理学尚存一定距离。     

司法判决与民意冲突原因探析

从国家法律与社会民意、规范思维与普通理性、法律事实与民意认定的事实之间的冲突详细论述了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的司法判决违背民意的情形,正确认识司法判决与民意冲突的原因,也是提高司法权威性和司法判决社会认同度的基础。     

当前中国外交的新走向和新特点

2008年底以来,中国外交的行为方式及其内涵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表现为全球问题积极应对、地区问题合作协调、多边外交直率担当、双边关系自主果断、海洋维权强化实效、军事战略主动公开。中国外交变化的特点表现为自信的大国心态、负责的对外行为和理性的指导原则。借鉴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主流理论分析中国外交变化的原因,自信来自综合国力的提升,负责源于积极参与国际体系,理性依赖思想观念的转变。     

民事再审程序修改如何体现程序正义

《民事诉讼法》修改前再审程序存在缺陷,修改后更加强调程序正当性的重要性,如强调了质证的程序价值,管辖法院和审判主体的合法性与结果正当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与程序正当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尤其是当事人对诉讼的参与权和辩论权。     

我国量刑的合理性与规范性

长期以来,我国量刑活动中存在以下三大问题：量刑偏差、量刑失衡、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的混淆。通过借鉴美国量刑改革的一些做法,提出保障我国量刑活动实现合理性与规范性要求的建议：修改和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律法规;制定中国式的规范量刑指导意见;改善法官传统的报应主义刑罚观;提高审判人员的综合素质;正确处理好＂严打＂刑事政策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为保障我国司法审判人员作到量刑公正,最终实现刑事正义的价值追求。     

运动式政策参与：公民与政府的理性互动——基于广州番禺反焚运动的分析

从“传统官僚理性”的“控制”逻辑到“工具-价值”理性的“回应”逻辑再到“治理”理性的“合作”逻辑,公共行政理性的变迁推动着公民参与政策空间的理性释放。公民的理性需求内在地区分为“个体理性”、“团体理性”、“公益理性”三个层面。公民参与空间的大小取决于行政理性与公民理性的有效互动,不同的行政理性配置不同的公民理性,会引致不同的政策参与类型。从公民参与的视角看,以“运动式政策参与”为分析概念,广东番禺反焚运动,展现了一种基于公民与政府理性互动的非正式的政策参与过程。应通过理性的认知和引导,提升政府和公民的理性能力,将频繁出现的公民集体行动转变为公民理性的政策参与,而非滑入群体性事件的深渊。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中的一般与个别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中,把交往理性与工具理性、生活世界与系统、交往行动与目的行动、交往语言与独白语言作了厘清,阐述了<交往行动理论>构建出的社会批判理论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交往行动理论是其精髓.根据交往行动理论,他构建了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     

对中西伦理思想中整体主义发展的思考

整体主义的价值原则在中西伦理思想中都有着重要的地位,但西方整体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有理性的支撑,使得它的发展是有限度的;而中国的整体主义的发展是无序的,国人要么极端整体,要么极度自私。     

行政计划的法律控制研究

行政计划作为一种新兴的现代行政管理方式,其自身特点决定了在法律控制的方法上实体控制的局限与程序控制的优越,因而构建民主科学的计划程序从而将其纳入法制轨道已成为行政法学的一个重要课题.由于过去理论上的长期不重视与实践中的不规范操作,造成我国行政计划程序法制化程度十分落后,在了解这一现状并考察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应切实建立和完善行政计划程序立法.     

论王小波对中国传统文化理性观的诘难

理性要素代表主体探索"确定性"的诉求,既包含体现客观性的科学知识,也指对待知识的态度和求知的方法等。"科学格致化"和"科学艺术化"是淆乱科学本体的两种现象,其实质是以"善"和"美"的职能、标准来要求"真"和改写"真",它源于中国文化特有的理性观,即以"价值理性"排斥"工具理性",形成扬"情理"抑"物理"的"实用理性",使执着于"知识"和"真理"本身的知识分子常常遭遇"实用"质疑,王小波在其杂文和小说中批驳了与之有关的"之用"逆退、"实用"诘难以及用价值判断取代真伪判断的习惯做法,这种以"善"辖制"真"、取消"真"的文化习性正是"科学"引入中国时被变异为"科学观"的主因,最终归结为思维方式注重"合"、忽略"分"甚至反对"分"的特性,这一特性塑造了与之协调的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在探索客观世界时缺乏以"程式"确定下来的"抽象的升华",这恰是理性之殇的文化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