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调整目标实现的困境及破解--基于女性个体发展视角的分析

女性的生育行为是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的落脚点,然而单纯的生育政策调整并不能对当前女性生育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独生子女时代形塑的生育价值观念、工业经济催生的工具主义生育理性,有效地抵消了生育政策调整的预期效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度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女性更重视个体发展和个人价值的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得到强化,而与家庭的关系趋于弱化,然而生育行为易导致其个人发展陷入困境。由此,生育政策调整若要实现预期目标,需要补偿女性因生育行为所产生的损失,从社会政策体系方面构建有利于女性生育的环境,否则只是单纯地放宽生育子女数量和适度延长产假,无法激励女性生育,更无法改变女性生育于自身个体发展方面的不利现状。     

博弈与理性：农村养老方式的选择

目前我国农村相关配套政策改革滞后 ,导致地区差异越来越大 ,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越来越不平衡 ,不同地区的农村在家庭养老的方式选择上也呈现明显的差异。依据农村养老主体的不同 ,可以把农村养老分为福利养老、家庭养老、综合养老与自主养老。这些不同的养老方式的选择是多种机制与利益作用的结果 ,文章从博弈论与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 ,分析多种养老方式选择的原因以及背后的理性机制。     

制度评价的标准选择及其哲学分析

哲学视野中的制度评价需要确立三个标准:合理性标准、合法性标准和现实性标准。制度的合理性标准是指制度是否具有逻辑的一致性,制度的内容是否符合制度的内在规律,着眼于制度效率;制度的合法性标准是指制度是否具有存在的法理基础,制度的价值选择与目标定位是否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着眼于制度公正;制度的现实性标准则是指制度是否具有可实现性和可操作性,制度实施成本的高与低,着眼于制度的实现能力。     

共通感与肉身的焦虑

共通感以灵、肉、物的感通为至尊愿景。审美共通感中,理性纯粹对肉身的宰制;消费经济中,商品物化对肉身的贬抑——肉身的焦虑即肉身的政治和经济学批判严肃地指向了社会共通感的非功效。无论是身体上的政治刻画,还是肉身上的消费符码均无一例外地将肉身拔扯到与logos或物平齐的位置。而肉身的非逻辑性则成为思之未思项,肉身的直觉具体性、特殊性的归位体现了现代性原则中保持多元审美风格的要求。肉身直觉是心灵之肉和身体之肉感通的诗意通道。     

法律程序的形式性与实质性--以对程序理论的批判和批判理论的程序化为线索

本文通过对1990年代初期之后欧美政法思潮的重大转折以及中国法制改革经验的综合性考察,进一步探讨了在价值观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法律程序对于公共选择以及社会秩序正统化的深远意义。针对国内部分学者对强调程序性正义的疑虑,作者指出：现实中滥用形式和程序要件的弊端其实正是缺乏正当程序观念的结果,为此我们的确有必要对照公开、对等、透明以及公平等程序价值来检验和完善现行的程序规范。     

视界与视点:现代西方理性危机的文化批判

现代西方理性危机的文化批判,是整个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全面危机的思想文化呈现。其批判的视界是:悲剧意识体验、文化形态史论、"新马克思主义"路径和后现代主义思潮;而其批判的视点却是: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性格结构与心理机制批判、社会功能批判、政治权力批判等。面对"现代化"和传统文化"整体性转型"双重境遇,中国"文化现代化"在超越现代西方理性危机的智识性努力中,自当具有深刻的启示。     

理性与感性的统一——玄学派诗歌溯源及特色探究

“理性与感性的统一”不仅是玄学派诗歌,而且也是二十世纪诗人艾略特所倡导的现代派诗歌的主要特点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概念作“关键词”式的梳理并结合玄学派诗歌进行文本分析,以帮助读者对其进行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理解。     

论被害人诉讼地位的程序公正价值

惩罚犯罪的制度诱因导致了被害人诉讼地位的低下 ,在提升被害人诉讼地位的世界潮流的推动下 ,我国赋予了被害人以当事人的诉讼地位。然而仍然有学者主张被害人的非当事人地位 ,导致这种认识的原因之一是对被害人诉讼地位价值认识的不到位。对被害人诉讼地位的程序公正价值的研究应从程序中立性、程序平等性、程序参与性、程序公开性、程序对话性等方面展开。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代西方哲学之对比——基于主体性视野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与近代西方哲学的对话中形成和发展的,它既是对近代西方哲学的汲取与继承,又是对近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与超越,因此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要求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对比研究。本文以哲学中的主体性范畴为视角来对比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代西方哲学,以达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认识。     

论行政第三人

行政第三人问题是行政法学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行政法律关系除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外,还存在着第三方主体即行政第三人。在此基础之上,对行政第三人的涵义及其与行政相对人、行政诉讼第三人之间的界限,以及研究行政第三人的意义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