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杂剧看龙王形象的演化特征

现存元杂剧作品中集中描写龙王形象的并不多,仅见于尚仲贤的《洞庭湖柳毅传书》和李好古的《沙门岛张生煮海》两部杂剧。其中,作为一水之主的龙神——龙王形象主要以父亲角色出现,二剧共同表现了龙王在儿女婚事上的软弱与无奈,而这样的形象特点与中国传统观念中的龙王形象截然不同。究其原因,应该说很大程度上受到印度佛典中地位低下的龙王故事的影响,并在其流播过程中与中国民间传说、故事互相影响、渗透,最终中国化、人格化的结果。     

南北方言的文化底蕴与重庆方言剧

方言是语言的一种表现形式,对传承传统文化有重要的价值。汉语的北方话和南方话的形成,有历史、政治、经济、地理等多种原因,其文化在根源上虽然具有同一性但又存在差异。重庆方言属于北方话的西南片区,它与北方话内部交流基本上没有障碍。因此,重庆方言剧作为推广重庆话的一种渠道,要走向全国,应从剧本、创作者和语言应用上下功夫。     

后现代主义戏剧辨析

后现代主义戏剧是相对于现代主义戏剧、现实主义戏剧而言的,因此,我们只有在比较中才能认识和把握后现代主义戏剧。在现实主义那里,重要的是模仿和再现现实;在现代主义那里,重要的是对情感思想的表现;而在后现代主义那里,重要的则是戏剧表演本身。除此之外,后现代主义戏剧的最重要特征就是本体怀疑论、模糊界限、混杂拼贴和语言革命。后现代主义戏剧不仅标志着艺术形式脱胎换骨的改造和革新,而且也意味着戏剧创作和表演方式的极大混乱与无政府状态。     

元杂剧中琳琅满目的蔬果世界

饮食习俗在每个民族的文化领域中最具稳定性和独特性。又因元帝国空前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和风俗各异,使饮食习俗显现出多样性与特殊性、开放性与兼容性之特点,作为饮食中不可或缺的蔬菜水果,在元剧中因剧情需要而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诸如青菜、白菜、赤根菜、芫荽、葫萝卜、葱儿及橙、荔枝之类,展现了元人的饮食习俗,从而可以反观元剧在反映现实生活上的真实性、多样性和鲜活性的特征。     

大众品位与中国古典戏剧大团圆结局

中国古典戏剧大团圆结局的模式大量地出现在宋以后的戏剧之中.作为一种舞台表演艺术,观众的好恶势必影响甚至决定戏剧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由于中国传统的观众的精神需求和审美价值取向是大团圆,因此,戏剧作家就会更多地关注大众品位,其作品就会更乐于描写大团圆.只有这样,戏剧才能更好地体现其自身存在的价值,这种艺术结构也是文学样式多样化原则的体现.     

“毛古斯”戏剧表现形态历史衍变的人类学考察

“毛古斯”戏剧的表现形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个“层累递进”的复合化过程,衍变的痕迹隐约可见。在其表现形态中,一方面不断加进体现新的时代内容的表现元素,另一方面又包含了原有戏剧形态的某些“残留”,造成奇异的古今“混同”状态。这种看似矛盾的表现形态恰恰反映出“毛古斯”作为一种民族原始戏剧发展的内在逻辑性和有序性。     

《四川好人》的陌生化编剧技巧

布莱希特提出"叙事戏剧"的观念,创立了"陌生化、间离效果"(Verfemdung)的戏剧理论,强调戏剧演出中演员和观众的理性因素,破除舞台造成的"生活幻觉",使观众时刻意识到自己是在看戏,从而与舞台演出保持情感和理智上的距离,并对戏剧所反映的现实进行思考和判断.布莱希特的寓意剧<四川好人>正是体现了他的这一戏剧理论,运用了大量的陌生化编剧技巧,以达到他所追求的陌生化、间离效果.     

郭沫若抗战史剧表现的生死观

郭沫若的抗战史剧,选材立意追求普遍性,突出表现为反映人类永久关心的生死问题。它依靠戏剧冲突所表现的生死观,具体内涵包括三点:讴歌人民大众的崇高生死观,鞭挞剥削阶级的卑劣生死观,昭明生存与死亡的辩证关系。艺术作品如何避免速朽而永葆青春,郭剧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     

曹禺剧作中女性形象的时代意义

曹禺的《雷雨》、《日出》是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蘩漪与陈白露是曹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重大贡献。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对这两个女性形象进行分析,可以更深一步探索曹禺女性形象的时代意义。     

宋"转踏"与"缠达"及二者之关系考

“转踏”与“缠达”是兴盛于北宋时期的两种重要曲艺形式。二者均对中国古代戏曲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二者各自的体式特点和渊源流变,并分析比较了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纠正了历来将二者视为一物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