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物权的公示与公信原则

物权的公示是物权权利的公示 ,而不是通说所谓的物权变动行为的公示。同时 ,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是占有而不是交付 ,不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是登记簿而不是登记。物权一经公示 ,应产生公信力 ,以保护交易安全和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因此 ,在立法上 ,应当确立动产善意取得制度 (占有的公信力 )和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制度     

移动舆论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新场域

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兴角力场,移动舆论场在改变高校师生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同时,也对新时期高校宣传思想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要占领意识形态高地,高校必须科学认识移动舆论场的内涵,积极研究和判断形势,利用好移动舆论场的情境创设、具象传播、动态调节、隐性型塑、社交渗透等方面优势,通过思维转变、话语转型和载体融合,切实增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有效性.     

构建公益诉讼的知情权救济模式

知情权在中国是一个备受尊重而又模糊不清的概念,其立法严重缺失,法律救济步履维艰。本文从法律制度层面分析知情权救济缺失的深层原因,并借鉴国外公益诉讼理论,提出如何在中国构建公益诉讼的知情权救济制度。     

风险社会理论视角下政府危机管理能力创新的思考

风险社会理论重塑着人类的风险意识与危机应对观念,如果说危机意识有助于我们防患于未然,但风险的潜在性与不可避免性,风险与危机的不可控性与紧急性,让我们在突发的危机到来时,不能不直面风险与危机。我国现行危机管理机制刚刚起步,公共危机的突发性、紧急性与危害性,决定了在危机爆发之后,公共危机管理中应急协调机制的健全是应急处理阶段的关键环节与核心所在。而现行危机管理应急机制的健全既包括应急管理机构设置,也应包含应急机制功能的有效发挥,其中政府“应急协调”专业化能力的增强是有效发挥应急机制功能的重要途径。     

政府网络发言人制度的学理分析

近年来,伴随着社会民主政治的进步和网络传播的发展,各级政府越来越多地与网民直接对话,通过网络问政平台引导网络舆论,政府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     

广州市公关服务市场与企业消费群心理研究

广州的公关服务市场历经十余载已初具规模。应如何有效地寻找市场规模化成长的契机去伴随广州经济发展的脚步迈向国际化?每一个不同的行业、每一个不同的消费群体都有它自己特定的内容,特定的需求。如果这个群体的价值观、行为偏好、需求等各种表征都能得到很好的正面描述,那么在启动市场前就能够达到有效细分。不同层次的公关服务提供企业也能达到准确定位。     

论公共关系的底线伦理

将真实作为公关的底线伦理既是对公关历史与现实的思考,也是对公关理论与实践的思考;公关实践中对底线的突破可以是因为公关主体自身的失控,也可以是社会环境的纵容,因此建设公关伦理底线同样既取决于公关主体自身的自律,也依赖于社会的监控体系的完善。     

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公务人员--见之于农村复兴委员会的调查

1933年民国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的调查表明,乡村中区的设置比较普遍,并成为重要的政治机构,区以下的自治系统,则遗留下浓重的传统痕迹,对国家规制变异情形严重;乡村公务人员的产生途径,除区长一般由上级任命外,选举、推选、指定、轮充等方法不一而足,但不管通过何种途径产生,选择时的经济趋向至为明显;乡村公务人员的法定收入有限,而中饱现象严重,社会评价低劣;乡村自治在国民政府核心统治区域流于形式,在较为偏远的地方则恶性变质,成为乡村社会的破坏性力量.     

明清两代的公罪与私罪制度

中国古代将官吏犯罪区分为公罪和私罪,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吏治的清明。明清两代的律、例、令、会典等条文中就有对公罪和私罪的相应规定。本文从明清两代的公罪与私罪的基本概念、具体规定、实际运行和影响因素四个方面对这一制度进行深入分析,以期对之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慈善、公益、保障、福利事业与国家职能角色的战略定位

目前慈善、公益、保障、福利等核心概念流行,但各自内涵外延界定不清、相互混用现象严重,这既影响学术积累与理论创新,又直接关系社会政策框架设计与社会福利制度安排,进而影响社会服务提供和社会福利发展方向。模糊国家、市场与民间组织的社会边界,淡化国家的社会福利责任,混淆国家与社会的战略定位和相互关系,影响社会制度框架设计与社会政策模式的选择。本文首次系统区分慈善、公益、保障、福利、福祉等核心概念,构建社会服务体系层次结构,指明社会发展方向,为构建和谐社会与中国特色福利社会奠定思想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