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公共性的实现条件与实现形式

实现政府公共性需要一定的条件和形式。政府公共性的实现条件包括软环境即主观条件、硬环境即客观条件两方面,公共理念和公共精神的确立是其主观条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权力规制等制度建设、公民社会的培育壮大是其客观条件。政府公共性的实现形式可以采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社会化和市场化形式,因此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政府不应该也不可能垄断政府公共性的实现形式。     

中共报刊宣传工作历史经验研究——以抗日战争时期为例

报刊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解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动员民众的重要阵地。在中国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中共的报刊宣传工作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这里仅以抗战时期为例,就中共报刊宣传工作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和研究,为新时期的报刊宣传工作提供重要借鉴。     

外宣翻译的方法——功能翻译理论视角

功能翻译理论认为,不同的文本类型和翻译的目的及功能决定了译者可以灵活地采用合适的翻译策略。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视角对外宣翻译的方法进行了探讨,结合译例,提出了删减法、增添法、整合法和改写法。     

公共关系的公共性解读

Public Relations 的概念自从被介绍翻译到中国以来,就引起了很多翻译上的争执,其中译作“公共关系”和“公众关系”是两种主要意见。该文从公共性角度出发,通过对公共关系的历史沿革和概念分析,认为公共关系基本理念的发展历程就是追求真公共性的历程,从而“公共关系”的译法能够准确地表达出公共性的理念,为公共关系学科的发展奠定了一个真实的基础。     

数字图书馆在平衡著作权利益冲突中的地位

在传统时代,图书馆公益性服务行为一般不会影响到作者的版权利益,但在数字时代,由于网络扩大了作品的传播能力,使作者的著作权的财产利益受到很大的威胁。因此,法律必须确认公益性数字图书馆在平衡著作权私人性和社会性矛盾中的地位和功能。     

行政处罚中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与限制

行政处罚信息公开是政府不可逃避的义务,但是这种义务也应当存在某种程度的限制。限制的缘由不是基于政府的权力而是被处罚人的权益。行政处罚信息的公开范围应当是涉及公共领域以及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事项。政府对社会公众人物行政处罚信息的公开应当区分不同的公众人物而作区别对待。政府对还未明确证实的涉及公共利益的违法信息的公开应当保持克制。依申请公开的行政处罚信息一般情况下不应包括被处罚人的个人基本信息。行政处罚信息的公开不应当侵犯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以及个人隐私。此外,对政府的公开义务进行法律规范限制（相关法律对公开范围作明确规定）以及程序性限制（对信息公开进行程序控制）亦是维护被处罚人合法权益的有力工具。     

公共户内座椅产品开发设计探讨

公共场所的活动日益频繁,而公共座椅也已成为公共场所空间的重要组成元素和工作、生活、休闲的“辅助工具”,国内对此类家具的需求量逐渐增加,但对公共座椅的设计和研究工作相对其它民用家具和办公家具的发展现状和速度来说,是滞后的。如何认识公共座椅对室内大环境的提升作用和影响,如何建立在整体环境系统背景下的公共座椅的新设计方式等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通常公共座椅根据使用场合可分为公共户内座椅和公共户外座椅两个部分。文章重点对公共户内座椅的概念、内容和特征进行分析,并由此引发对公共户内座椅产品开发的思考,提出相应的方法论和设计创意手法。     

国家形象传播视角下的外宣纪录片翻译浅析——以2011年CCTV-4《走遍中国》2、3、4月为例

本文将传播理论与外宣纪录片翻译相结合,选取CCTV-4《走遍中国》2011年2、3、4月6档节目为研究语料,从词汇和语篇两个层面探讨外宣纪录片的翻译技巧,及如何通过翻译成功传播国家形象,以期对外宣纪录片翻译塑造良好国家形象提供一定指导。     

价值、结构与行动: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性评价的三维分析

社会组织公共性是指社会组织在维护组织成员利益、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善的行为与理念。对社会组织公共性的发展状况进行客观的分析与评价,有利于解决当下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性生产过程中面临的危机与困境。文章通过对公共性理论、组织理论、组织公共性测评等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的梳理,构建了基于价值、结构和行动三维的社会组织公共性评价的分析框架,从理念的包容性、利益的利他性、法律身份、资源获取、产权形式、治理结构、网络关系、社会服务、政治参与、公信力等十个方面具体展开评论。希望以此在公共性的抽象理念与社会组织实践领域之间搭建沟通桥梁,推动社会组织规范化发展和公共性的再生产。     

Worlding Miss World,Bangalore, 1996

This essay revisits the much-discussed swarm of protests surrounding the 1996 Miss World pageant in Bangalore, India. It suggests that behind the clamour of clashing opinions regarding the content of the pageant lay a deeper crisis, uninterrogated yet constantly palpable: the absence of a performative dispensation within which the then-nascent project of liberalisation could, paradoxically, be experienced as self-grounding. By organising its discussion around interviews with some of the people most directly involved in trying to manage the meaning of the event – through sponsorship, public relations, policing, and protest – the essay shows how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pageant can help us understand the delicate relation between commercial publicity and sovereign authority in a globalising 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