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与人口迁移——人口学视角的城市化动因研究

梳理历史的脉络,人口在区域和城乡间的流动,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双重变革,既是改革进程和工业发展史,也是社会变迁的见证,理解人口迁移的内在需求和迁移规律,对于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实现社会与经济的联动发展意义重大.传统观点认为城市化初期收入差距扩大,随着城市化发展收入差距会缩小.文章运用1978-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人口迁移进行流量分析,发现城乡收入差距是人口迁移的动力机制和原因,城乡收入差距导致了人口在城乡区域间的单向流动,即贫困地区流向富裕地区,农村流向城市,但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人口迁移增速趋缓,呈倒U型关系,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将影响城市化进程.从区域看,中西部城乡收入差距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显著,而东部地区并不显著,这与中国人口迁移主要由中西部流向东部的事实相吻合.     

战后移民与澳大利亚人口变迁

二战后澳大利亚推行大规模的移民计划 ,从非英语国家接纳了大量移民。这促进了澳大利亚人口的快速增长 ,也导致其人口的民族及文化结构和年龄结构的重大变迁。     

日本老年护理保险制度改革及经验启示

在人口老龄化危机日趋严重的背景下,日本对现行社会保障体系进行了全面的制度设计和整合。在进行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又推进了老年护理保险制度改革。本文首先研究了日本护理保险制度改革的背景;其次,分析了其现状、改革框架以及发展方向;最后在借鉴日本护理保险制度的经验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建立护理保险制度的必要性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我国省际人口迁移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五普”和“六普”的比较

改革开放后,我国放开了对人口迁移流动的管制,跨省区的人口迁移逐渐活跃起来,人口迁移对经济的影响作用也开始凸显。因此,国家越来越重视迁移人口的问题。在第五次人口普查中,流动人口首次成为主要普查的项目。目前,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也已经公布。为此,本文以两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首先分析了我国目前迁移人口特征的变化,确定了新的人口迁移中心;此外,通过灰色关联度分析,证明迁入人口数和就业人数与经济总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     

新疆塔里木河流域人口增长、水资源与沙漠化的关系

新疆塔里木河流域土地沙漠化的直接成因是干流和下游来水量的减少,而来水量的减少与上个流域段耕地面积的增加有密切关系。经过定性定量的分析,进一步发现在塔里木河这样典型的内陆河流域,人口增长对耕地面积(在干旱区流域基本等同于灌溉面积)不仅有密切的关系,而且不同的流域段人口增长对耕地增大的驱动效果也不同,人口增长的驱动对土地退化的影响具有从源流向下游的传递性,下游的土地沙化主要通过源流和上中游人口增长对下游来水量的影响传递产生。因此,治理下游严重的土地退化,控制源流和上中游的人口增长将比通过移民减少下游的人口更为重要。     

含迁移要素的区域人口随机预测方法及其应用--以浙江省宁波市为例

以宁波市为例,基于宁波市“六普”与“五普”数据,首先利用年龄别死亡率对同批次队列人口进行年龄移算,即人口留存分析,对比2010年的实际人口数和无迁移模式下的封闭人口数之差,进一步测算两次普查期间分性别、年龄别人口的净迁移量和净迁移率。然后,将迁移率与出生率和死亡率整合,构建多要素随机人口预测模型,预测宁波市未来人口变化趋势,并评估迁移、死亡、出生三要素对人口变动的弹性影响效果。结果表明：人口净迁入对宁波市人口总量变化影响最大,而低死亡率和低出生率是未来50年加剧宁波市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未来50年内,劳动力人口净迁入对降低宁波市人口老年负担系数的作用有限。鼓励夫妇生育二孩,优化人才引进与落户机制,尽快建立起应对高龄社会的公共服务体系尤其是长期照护体系,应是宁波市人口政策改革的当务之急。     

基于分层线性模型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研究

根据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结果和反映31个省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指标数据,建立分层线性模型从流动人口个体和省级层面考察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和作用程度的大小。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不仅与个人因素有关,而且还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差异化的影响。个体层面从户口性质、就业状况、医疗保险、自我融入意愿、本地人接受程度、收入情况与住房条件解释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差异的63?12％;省级层面从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公共就业及基本社会保障解释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差异为36?83％。最后从政府、公民社会参与角度出发,提出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措施和建议。     

京津冀人口集聚对能源消费的影响

京津冀作为我国重要的人口集聚区,其区域发展面临严重的能源和环境问题。首先,基于STIRPAT模型构建京津冀面板数据模型,研究1990—2017年京津冀人口密度、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其次,采用S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研究京津冀人口密度变动对能源消费的作用机理和动态影响关系。结果显示,京津冀三地的人口密度、人均实际GDP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正向影响关系,其中河北省影响系数最大;北京和天津第三产业占比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反向影响关系,河北省第三产业占比对能源消费的影响不显著;北京和天津的环境规制对能源消费影响不显著,河北省环境规制对能源消费具有正向影响;京津冀地区和京冀两地人口密度变动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在短期呈现负向效应,但是在中长期京津冀地区和三地人口密度变动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均先上升然后缓慢下降,人口集聚具有集约用能效应。相对于能源消费自身影响而言,京津冀人口密度变动对能源消费的贡献相对较小,其影响效应有限。最后,对京津冀人口流动和能源消费一体化协同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20世纪90年代我国婚育模式的初步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人口的平均初婚年龄平稳缓慢上升,育龄妇女平均初育年龄在波动中小幅度上升,已婚育龄妇女的平均初婚初育间隔呈波动式扩大。     

人口老龄化：进程模拟和政策机制分析

以人口老龄化系数分析为主线,对相关统计数据从生育率、死亡率、老龄化系数、跨期队列人口四个方面进行模拟分析,推算出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在1976年开始出现;计划生育政策是老龄化进程加速的关键因素,并导致我国步入老龄化国家行列的时间提前了12年;面对老龄化和高龄化浪潮,应当实行由国家主导、社会与家庭广泛参与的多元化的老龄化应对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