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市场经济兼容——现代新儒家的新视角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并不是开启现代性,而是批判地接纳现代性,并且同时避免现代病,避免价值世界的迷失。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把儒学的普适性发掘出来,使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从而成为促进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动力。认同儒学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可以说是现代新儒家的共识。在他们之中,对这一观点阐述最为充分的人,当属贺麟。他突破了重农抑商、存理灭欲等旧观念,主张儒工儒商做现代社会的柱石。     

探索文明的进路——西方媒介社会学的历史、现状与趋势

为更好地讨论和发展媒介社会学,赋予其更广阔的理论与实践内涵,文章为媒介社会学划定了一个大致的学科领域范围。并在此基础上梳理了西方媒介社会学的理论渊源和十大理论成果,认为媒介社会学的发展应该超越单纯的传播学分支学科概念,成为理解传播现象和推进社会理论的潜在范式。同时指出,对于媒介符号充斥的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以及社会组织方式的研究是媒介社会学的关注焦点,也引领着其未来发展趋势。     

《公约》框架下根本性违约对风险转移的影响

《公约》①的三种风险转移模式都是建立在双方均无违约的情况下的,但在实践中风险损失往往与违约所造成的损失交合在一起,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损失分配就成为违约之际的风险转移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由于学界对《公约》第70条的理解不一致而存在很大的分歧。文章在公约框架内,从违约责任与风险转移的一般关系出发,通过对《公约》第70条及其他条文的分析,指出一般性违约不影响风险转移,卖方的根本性违约是否影响风险转移则取决于买方所采取的违约救济措施,而买方的根本性违约则直接导致风险的提前转移。     

对西方自由主义视角下“语言消亡”不同诠释的批判

无同化的极端语言变革与有同化的极端语言变革是两种相异的语言消亡案例.通过分析研究西方自由主义人士对两种"语言消亡"的相缪反应发现,自由主义者对语言消亡造成的个体身份认同、交流利益与世界文化及语言多样性方面损失的关注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他们在语言保护上倡导的所谓自由正义的追求.对"语言消亡"的研究及理解不应停留在语言变革本身或语言变革的代价上,应追其根由,分析统治与歧视对"语言消亡"的致因作用.     

论十七年文学的主体建构

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文学上接延安文艺的传统,致力于为意识形态服务,围绕新中国的发展组织叙事。现代性时间的引入成为文本叙事中的路标,标示着战斗和革命的进程。时间常常在革命胜利或主人公的牺牲与成长时戛然而止,产生的修辞效果是主人公成为不完全主体,其非自足性强化了创造历史的集体意义和意识形态的有机力量。在叙述者于统一价值规范下的自觉创作取向背后,真正隐藏着的叙述者是“阶级”话语。     

近三十年我国文学理论的“转型”问题

新时期我国文学理论的"转型"进程,大体经历了"复苏"、"探索"、"建构"三个阶段。其整体特征是,在多元的背景下多样化地走向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之途。总结和描述新时期文学理论的"转型",不能离开这条根本主线。有些"转型"的论述过分现象化,与实际的转型情况不相符,其根本原因是如何看待文学理论变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问题。如果以所谓的"现代性"为指导,那就会引领文学理论的反思和发展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     

Enlightenment and Its Fortunes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Abstract

The central concept of Western Enlightenment is scientific reason. It catalyze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ty, but itself contains a series of paradoxes: between “ought” and “is,” between necessity and freedom, between universality and historicity, and so on. The impact of Enlightenment reason on China was negative in that it generated a superstitious belief in the omnipotence of scientific method and in Western experience and political principles. Consequently, Chinese liberals were unable to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 Western culture and traditional local cultur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deals of Enlightenment modernity and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s of real-life politics. At the same time, they were unable to identify the rational and non-rational elements in Western modernity or to develop what was useful and discard what was not. The real value of the Enlightenment lies in its spirit of reflective criticism. It is, therefore, an unfinished business in terms of eliminating superstition and dogma.     

现代性与理性的嬗变

理性有着十分丰富的人性内涵和文化内涵。由于人与社会现实之间建构方式的不同,它也在不同的层面上展现出来。这说明,理性是历史的理性,有历史的维度。正因为如此,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理性嬗变的历史。由于现代性与理性的内在逻辑关联,现代性的状况也不可避免地通过理性的嬗变表征出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叛离、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的殊途同归是现代性的必然反映。     

穆旦:“被围者”的精神结构及其历史表述

"被围者"穆旦的生存困境,并非外在的黑暗势力过分强大所致,而是在把外部世界看作敌人的同时,认定自己具有内在本真性的现代人共同的精神困境。这个由"纯洁的个人"和"丑恶的社会"两极构成的封闭性循环结构,虽然随着诗人具体的历史境遇而演化成了不同的历史形态,但其根本性的结构却丝毫没有发生改变,最终导致穆旦"突围"的失败。     

德性内涵的变迁与20世纪中国文学

自"五四"以降,德性内涵就一直变动不居,传统理性、现代理性、后现代理性交互影响、彼此渗透,直接带来了德性内涵的多种指向与流变。德性内涵渗透到作家主体意识,与其生命体验、审美感悟交相影响、碰撞与呼应,使20世纪中国文学呈现出多种样态,进而制约甚至决定着其发展流变的走向,在婚恋文学中表现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