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我国文学理论的“转型”问题

新时期我国文学理论的"转型"进程,大体经历了"复苏"、"探索"、"建构"三个阶段。其整体特征是,在多元的背景下多样化地走向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之途。总结和描述新时期文学理论的"转型",不能离开这条根本主线。有些"转型"的论述过分现象化,与实际的转型情况不相符,其根本原因是如何看待文学理论变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问题。如果以所谓的"现代性"为指导,那就会引领文学理论的反思和发展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     

儒学与市场经济兼容——现代新儒家的新视角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并不是开启现代性,而是批判地接纳现代性,并且同时避免现代病,避免价值世界的迷失。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把儒学的普适性发掘出来,使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从而成为促进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动力。认同儒学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可以说是现代新儒家的共识。在他们之中,对这一观点阐述最为充分的人,当属贺麟。他突破了重农抑商、存理灭欲等旧观念,主张儒工儒商做现代社会的柱石。     

审美现代性视野中的米兰·昆德拉

与卡林内斯库的审美现代性理论不同,米兰·昆德拉提出的“欧洲小说”观念,是以审美现代性对抗“资产阶级的现代性”的源头所在。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理论和创作实践中展现出了对资产阶级的启蒙现代性的批判,和对审美现代性立场的坚执中产生的反省,阐述了他独特的“欧洲小说观”与审美现代性起源新说。他站在小说家的立场上,以审美现代性的态度,审视和评判现代生活,深入地考察了现代人生存中的一系列现象：媚俗,舞者,轻与重,快与慢,记忆与遗忘,革命、鸟托邦与抒情姿态,等等,犀利地揭示出其中的现代性悖谬。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现代性反思

现代性的发展潜力完全失效了么？关于人和社会价值理想的现代性并不意味着失效,而是更加鼓励人们重新审视自我、面对现实、设计未来。当人们赖以实现理想的途径遭到质疑的时候,马克思对现代性问题的超越．无疑为现代性健康发展提供了明确指向。     

“现代性”议程与文化“公共空间”的衍变轨辙

由于"现代性"在中国仍是未完成设计的议程,因此用"公共空间"表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似乎更切题旨.自晚清以来,中国的文化"公共空间"以现代大众媒体、物质性的公共构造以及具体的公共文化事件,共同见证了中国"现代性"进程.而1990年以来对"现代性"的反思,则直接引发了当代文化公共空间的裂变.     

试论张爱玲眼中的现代城市文明——以《倾城之恋》为例

张爱玲被公认为城市文学或曰市民文学的代表,她的作品主要描写现代都市上海、香港中各类人物的生存状况,而尤以描写封建没落贵族生活的作品为最佳。小说《倾城之恋》可作为这方面的代表。从张爱玲对其主人公生活的细节描绘中,一方面可反映出她对传统文明和现代城市文明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她对启蒙话语和现代性话语的复杂而矛盾的心理。     

基于“向城求生”的现代性焦虑——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小说创作的一种考察

以基于＂向城求生＂的现代性焦虑为视角,探索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作为一种新的精神出现下的乡土小说对此的必然应对和反映,进而分析了现代性焦虑的三幅面孔,以此揭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创作呈现出诸多未曾显露的意义。     

“我们的现代性”和后社会主义中国的新社会主义

印度著名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帕萨*查特吉曾呼吁印度人民建构"我们的现代性":他从康德的启蒙定义引申出他自己的现代性定义.所谓启蒙或进入现代世界,对查特吉和康德来说,便是不再听命于别人,而是从当下的主流思潮中退出,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和判断,摆脱霸权话语的制控.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却常常显得精神上缺乏成熟,尚未启蒙,他们常常是摆脱了过往的权威,到头来又仰赖当下的权威.当今的新自由主义者和新保守派尤其如此.在他们眼里世界上只有一条现代性轨道.他们所代表或鼓吹的现代性实际上不外乎是一个西方老故事的中国翻版.这个故事的内容即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失业、医疗保险与社会福利解体、经济市场化,无视平等和社会公正的原则.建构查特吉所称的"我们的现代性",有必要重新思考重新梳理毛泽东时期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遗产.建构"我们的现代性"必须首先同时从内部与外部批判主控现代性话语;知识分子与社会批评家应该在资本主义体系以外构想不同的社会形态,从自身民族和其他国家的过去历史中吸取社会、文化、政治和思想资源.     

论戴望舒诗歌现代性品格的建构与缺失

20世纪30年代的戴望舒以对中西诗艺的融汇化合,建构起自己独特的诗歌世界,也初步建构起一种可贵的现代性诗歌品格,推进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向前发展。但是这种现代性并不完整,也并不纯粹,存在着明显的缺失和杂质。如何提升中国诗歌的现代性品格,戴望舒的诗歌从正反两方面都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     

组织学习、技术合作与跨国公司在华突破性创新

考察了组织学习和技术合作对跨国公司在华突破性创新的驱动机制,基于165家在华跨国公司中高层管理者填写的调查问卷,采用因子分析、路径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组织学习同时促进了跨国公司在华的突破性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技术合作则对创新绩效产生了负向影响;过程创新对产品创新具有正向驱动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