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现代性探微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开创性的作家.她的小说艺术特色极为鲜明,主要表现为"旧小说情调与现代趣味"的统一.其现代性特质,从对小人物"不飞扬"命运的传奇书写到对情节意象性的表达,从对"不彻底"的平民精神的解读到对国人心理特征的刻画等,貌似规避宏大社会主题,实际上表达了对平凡人性的恢弘考量.     

现代派文学的感性学评析

现代派文学的诞生与美学的现代转型是互为参照的 ;“aesthetics”经历了由感性学到美学再到感性学的“游历”过程 ;在美学回归感性学的时代 ,现代派文学与审美现代性在非理性的价值诉求上是一致的 ,即美学经过了理性主义的“审美”阶段之后 ,随着“城市感性”的发育 ,进入了非理性主义的“审丑”阶段。而现代派文学的感性核心是关于身体的现代感性学     

组织学习、技术合作与跨国公司在华突破性创新

考察了组织学习和技术合作对跨国公司在华突破性创新的驱动机制,基于165家在华跨国公司中高层管理者填写的调查问卷,采用因子分析、路径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组织学习同时促进了跨国公司在华的突破性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技术合作则对创新绩效产生了负向影响;过程创新对产品创新具有正向驱动效应。     

基于不同战略导向的创新选择与控制方式研究

本文从战略导向的角度出发,研究了企业的创新选择和管理控制方式选择问题.从战略思维和组织学习两个方面对企业家导向和市场导向在创新程度和管理控制方式上的不同进行了分析,提出概念模型和理论假设.利用从10个省市不同行业得到的585家企业有效样本数据的分析,验证了本文的理论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家导向更加注重突破式创新并通过战略控制对其进行管理,而市场导向更加注重渐进创新并通过财务控制对其进行管理.分析结果还表明虽然企业家导向与渐进创新没有直接关系,但却可以通过财务控制方式鼓励企业中渐进创新的出现.     

文化秩序建构的重心转移与有限激进改革——基于“三方博弈模型”的分析

文化秩序是文化现代化的核心维度,文化秩序的建构、解构及其再建构是体制改革内部规则的外在表征。从博弈论的角度建构＂三方博弈＂体制模型可以作为30年文化体制改革和当代文化秩序格局的一种分析范式,从博弈力量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体制运作机制呈现外在秩序相对均衡但内在秩序失衡的基本格局。因此文化博弈力量＂均衡化＂的秩序建构应该通过有限激进改革加速重心转移——从外在走向内在、由广度走向深度。这种秩序建构的重心转移有其内在合理性和可行性,有限激进改革有赖于挖掘重心转移的动力、转化变革阻力、寻找合理的突破口。当前秩序调整的重心转移和有限激进改革有利于启动文化体制建构的＂后阀值效应＂,克服文化冲突实现文化和谐。     

文学“大众化”问题的现代性境遇

由于紧密配合社会现代性的历史进程,文学“大众化”难以避免地存在着功利和审美纠结、精英和大众的身份矛盾以及文学主体性缺失的困境。这些困境是文学“大众化”不得不面对的现代性境遇。要想突破困境,需要社会为各个文化领域的自治发展提供条件,使文学获得充分的自律,也要依赖大众教育的普及和鉴赏水平的提高,使其能够真正从精神上享受文学。     

全球化语境下的身份认同与现代性追寻——关于聂茂《民族寓言的张力》及其他

聂茂先生的《民族寓言的张力》,站在全球化理论前沿,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和本土文化的具体语境,借助于西方话语体系对中国新时期文学进行解读。其既对各个文学思潮中的经典文本进行“解码”,又对各个时期创作群体的特征进行“把脉”式的“阐释”,希望借此获得“历时”的“深度”,一种“共时”的“广度”,以及一种立体的“厚度”。聂茂先生通过这种精细解读,将一堆堆隐藏在材料之下的作品原义最大限度地呈现出来了。在他看来,中国新时期文学创作群体的共同努力,不仅冲击了第一世界文化霸权的“自在预想”,而且修补、充实、拓展和丰富了西方话语体系之本身,中国新时期文学在“世界文学”的大家庭中有着“不可轻忽”的意义。     

现代性批判与马克思社会概念的多重向度

马克思的社会概念具有具体、丰富的思想内涵,而在以往的理论研究中,这一概念往往被当作抽象化、实体化范畴来理解,脱离了具体的问题语境,从而使其思想内涵和现实指向也变得模糊不清。应该从马克思社会概念与现代性的相互关联着手,在反思现代性的现实语境中,深入解读马克思社会概念的多重向度与当代价值。     

现代性与文学思潮

文学思潮不是前苏联文学理论中所谓“创作方法”的应用,创作方法不是一个科学的文学理论概念。文学思潮是文学的历史运动,是对现代性的反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现代性的不同立场和态度,产生了不同的文学思潮。现代性发生以前,没有形成文学思潮。现代性开启了时间性,也开启了文学的历史,形成了文学思潮,并推动了文学思潮的变迁。     

论十七年文学的主体建构

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文学上接延安文艺的传统,致力于为意识形态服务,围绕新中国的发展组织叙事。现代性时间的引入成为文本叙事中的路标,标示着战斗和革命的进程。时间常常在革命胜利或主人公的牺牲与成长时戛然而止,产生的修辞效果是主人公成为不完全主体,其非自足性强化了创造历史的集体意义和意识形态的有机力量。在叙述者于统一价值规范下的自觉创作取向背后,真正隐藏着的叙述者是“阶级”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