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第288条的法律适用之困境及完善

国务院法制办于2014年5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将无线电频率和卫星轨道资源明确规定为无线电管理条例保护的对象,这无疑给刑法提出了新问题。为了维护无线电通讯秩序,中国1997年《刑法》增设了第288条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但此罪在犯罪成立的条件上要求过高、在司法实践的认定上存在困难,几乎沦为“废条”。《刑法》要发挥保护无线电频率和卫星轨道资源的作用,就必须根据现实的需要对第288条做出适当的修改,使其走出“废条”困境。     

论我国环境犯罪刑事责任的重构--以近年来我国三起水污染事故为例

我国《刑法》在第六章第六节中规定“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以惩治环境犯罪。现有环境犯罪立法体系在司法实践中体现出立法体系不完善、环境犯罪立法保护范围过窄、犯罪构成要件界定模糊、刑事责任实现不足等问题。环境犯罪立法在惩治犯罪的同时应注重环境保护,实现惩治犯罪同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以重构出符合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的环境犯罪刑事责任。     

非法经营罪疑难问题研究

非法经营罪的犯罪客体为市场经营管理秩序,其犯罪对象应以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为限,司法解释通常将其明确化.作为本罪客观行为表现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应作严格的解释,以最大限度地克服小口袋罪的弊端.本罪的司法认定也应予以充分重视.     

土地管理领域中的职务犯罪侦查技能研究

土地管理领域中的职务犯罪案件有其自身的发案特点,侦查工作应在掌握该领域职务犯罪特点的基础上,提升侦查入门、发现线索、侦查切入、侦查取证、侦查深化和侦查把关等6种侦查技能,加大该领域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力度。     

人生之路——与大学生谈心

学生时代是人生旅途极为重要的关键的年代。人生道路怎么走,一个人怎样把握自己,怎样实现自己的理想,一个人如何设计自己,塑造自己,发展自己?这些问题是每位同学都十分关心,同时也是必须回答和实践的问题。下面从五个方面谈谈自己的人生体验。一、人生在于奋斗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第一声就是啼哭,这也昭示着人的整个一生要与困苦相伴。幸福不会从天降,成功也不可能坐在家里等来。大家从小学读到大学,不勤奋刻苦学习,学习成绩会好吗?不可能。不勤奋刻苦学习,今后能为社会作出贡献吗?不可能。我认为,一个人的一生能否事业有成,20岁前后打基础,…     

传播传染病行为的刑法评析--兼论传播传染病行为刑事立法

现行刑法没有规定"传播传染病罪",给目前SARS的防治带来一些法律上的障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3年5月15日颁布了<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8号]>,其中第一条规定传播突发传染病病原体的,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通过对现行刑法中危害公共卫生罪及"两高"司法解释的深入分析,认为应该在刑法中确立"传播传染病罪",并对该罪名的刑事立法问题提出了立法建议.     

再论嫖宿幼女罪之存废

关于嫖宿幼女罪的论争,保留论者对嫖宿幼女罪合理性的论证理由不够充分,因为该罪名在立法目的、条文设置、司法实践与效益对比诸方面均存在缺陷,并且无法通过解释论进行解决。从短期来看,在没有相关司法解释或者立法修改时,司法上应该废弃嫖宿幼女罪的适用,将相关行为纳入相关犯罪条目进行规制;从长期着眼,应该坚持平等保护幼女合法权益的基本刑事政策,彻底废除嫖宿幼女罪罪名。     

青少年犯罪及治理对策

青少年犯罪是当今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的负面影响 ,致使青少年犯罪日益增多。就青少年犯罪的特点和原因进行分析 ,提出实施四个预防和三个工程是治理青少年犯罪的有效途径。     

论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

我国刑法中的“业务”与“职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业务过失犯罪不同于职务过失犯罪,在研究中应予以区分。我国《刑法》分则中规定的业务过失犯罪主要有18种。当前对这些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存在规范层面、理念层面与实践层面的问题,表现为：一是法定刑配置问题,二是刑罚目的偏重于惩罚而忽视预防,三是刑罚效果不容乐观。这些问题的存在,一方面不利于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另一方面无助于预防和减少该类犯罪的发生。因此,有必要通过贯彻罪刑均衡原则、协调刑罚的目的、关注刑罚的伦理性与注重非刑罚处罚措施等方法及时解决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中存在的问题,进而预防和减少该类犯罪的发生。     

一人公司刑法人格之研讨

一人公司具备民法上的人格,但其是否具备刑法上的人格,在实践中存在争议。从单位犯罪理论而言,某一团体或组织是否具备刑法上的人格,取决于在刑法的视野下是否有必要突破个人责任的范围追究团体或组织的刑事责任。从刑法的视角看,一人公司不具备单位独立性的刑法人格特征;一人公司犯罪时,没有必要突破个人责任的限制追究一人公司的团体责任,仅需通过对自然人设置合理、科学的刑罚就可以实现刑罚的功能;将一人公司规定为单位犯罪的主体不利于对其他人的法益进行保护,因而没有必要赋予一人公司刑法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