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欧洲宗教宽容的起源及其启示

经过中世纪宗教专制以及无数宗教冲突、迫害与战争之后,宗教宽容在近代欧洲逐渐兴起,并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宗教宽容是指具备特定权力和知识的个人或团体容忍异端异教存在,毫无偏见地包容差异性信仰,进而予以多元化的接纳吸收。宗教宽容包含思想、法律、行动、政策等多重维度,是现代文明的基本素质之一。我们应在宗教宽容精神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宗教的理性化、道德化、人文化、公益化、社区化、现代化建设。     

“树亮点”:基层治理中政策信息环境的塑造——G镇打造“亮点村”的案例分析

村社社会资本是基层政府政策调配和落地的客观条件。基层政府的层级性和科层属性使其并不能够直接了解村社层面的政策信息环境,因而导致政策精细化遭遇困境。而村社主动展示“亮点”,能够为基层政府的政策调适提供必要信息,形成以村社为核心从下至上对科层组织注意力的反向吸纳。在G镇的“亮点村”案例分析中发现：(1)村社通过聚焦基层政府的项目预期方向,对接村社条件禀赋,并细化政策目标价值的真实性、本土性,能够作为亮点绩效来获得科层组织青睐;(2)村社通过自我动员有效解决了项目落地的前置难题,抑制了科层主导项目分配的信息障碍,使得政府获取政策绩效的风险降低;(3)科层的属事责任压力使其必然要注意到村社社会资本对于政策执行的积极作用,因而采取对接村社需求的方式来达成积极合谋。村社通过展示“亮点”来吸引科层项目分配的注意力,使得政策分配更为聚焦,调适了政策精准度。此现象是我国基层政府治理中政策目标与社会需求对接的一种逆科层的实践,体现出政策民本主义价值。     

结构二元性：公共政策与个体理性行动之分析

公共政策作为一种宏观的社会结构制约性,它对微观的个体理性行动者进行着引导、规范和约束。个体作为理性的行动者,他们也不断对现行公共政策进行反思,并通过与政府部门的沟通或者集体性抗争的实践行动不断改进和建构新的公共政策。因此,公共政策与个体理性行动者即是在宏观一微观这样一种结构二元性中互构的。论文在分析了公共政策与个体理性行动的内在要素之后,对它们的互构过程进行了剖析。     

网络治理：网络社会视阈下治理范式跃迁的新愿景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交通、通信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全球化大变革（global transformation）的时代。全球化时代的一种鲜明的历史趋势就是新的信息技术正以全球的工具性网络整合着世界资源。以这种网络化的新信息技术范式为基础,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正在形成。与此相呼应,人类社会的治理模式也在进行着重铸,治理由单个主体转变为网络整体,一种超越传统的科层治理与市场治理的新范式——网络治理（networkgovernance）正在全球范围内舒枝展叶。     

寻求理性建构与传统延续的统一——关于20世纪中国农村建设运动经验教训的思考

总结当代中国农村建设的经验教训,可以明确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即应当在理性建构与传统承继的统一中开展目前正在推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改革开放前的农村人民公社运动和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清楚地证明片面强调理性建构或单纯依靠传统都是行之无效的。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能把城市中的市场经济原则和社会理性化的某些经验简单地推及农村,不要忘记城市同农村的差别,应当因地制宜地规则和实施各地的新农村建设方案。在农村实行的一些规章或政策,只有得到农民依据日常生活经验而普遍认同,同农民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俗发生真实融合,才能发挥有效作用。     

“5．12”汶川大地震受灾人口特征与生存环境变化分析

“5．12”汶川大地震造成10万余平方公里的破坏性区域,造成69227人遇难、17923人失踪和374643人受伤,受灾人口（重灾区）2792万人。8．0级地震所释放的能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受灾人口所依存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本文以四川地震重灾区为研究单元,在系统分析受灾人口所依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居住（建筑空间）环境、人文生态环境、基础设施以及产业发展环境及其发展变化的基础上,析出重灾区内人口生存空间进一步缩小和调整人口分布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提出重灾区在恢复重建中的人口分布调整建议。     

当代美学的本体论决断

“关于美本身,我能够知道什么?”这是一个具有先验批判性质的话题。它首先要回答的是审美主体能够有何种“先验审美认识图式”。这个图式的纯洁程度决定着人们是否可以和对象世界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审美联系。这个具有先验性质的问题,只能从对各种“经验审美认识图式”的逻辑批判中,尤其是对美学史上具有主流性质的理性审美图式与伦理审美图式的批判中获得。只有完成了审美意识的本体论决断,即从先验分析角度建构出审美图式与伦理图式、理性图式的基本区别,才能保证审美叙述在逻辑上的合理性。     

高扬起理性的旗帜

在人的认识活动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理性因素,因为它能够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正确的理性思维即辩证的思维.辩证理性的迷失必然会引起是非的颠倒,价值理性的迷失必然会导致选择的失当.要高扬理性的旗帜,必须拿起质疑、思考和批判的武器.     

Beyond bureaucracy and entrepreneurialism: Examining the multiple discursive codes informing the work,careers and subjectivities of management graduates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discursive codes and demands associated with ‘bureaucratic and entrepreneurial regimes’ of work and career organization shape the work, careers and subjectivities of management graduates. The study is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30 narratives of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who graduated from an Austrian business school in the early 1970s or 2000s. Its insights suggest that variegated discursive codes manifest in the graduates’ articulated professional practices and subjectivities, thereby challenging established assumptions regarding the organization of work and careers. While the practices and subjectivities of the 1970s graduates are often informed by codes and demands ascribed to ‘entrepreneurialism’, those of the 2000s graduates are infused with several codes commonly portrayed as ‘bureaucratic’.     

光滑暧昧模型下的不透明交易和管制措施研究

本文假定透明交易者对额外投资机会回报率的标准差(方差,投资风险)存在暧昧,这种认知暧昧性抑制了透明交易者的投资行为,会导致风险资产溢价过高及社会福利损失.透明交易者是暧昧厌恶的投资者,其投资决策依据光滑暧昧厌恶模型,需求函数呈现连续且光滑的特征.而不透明交易者,通过支付一定的信息获取成本获得私有信息而具有信息优势,他们是标准的风险厌恶的投资者.通过构建理性预期均衡,本文的研究发现:初始资产严格为正的透明交易者将获得严格为正的超额收益;提高信息获取成本将减少不透明交易者的比例,从而增加风险资产溢价,降低福利水平,因而不是一项好的管制措施;而旨在提高市场透明度降低交易者暧昧性的举措总有利于提高福利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