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实秋对五四新文学的理性反思

梁实秋的文学批评话语是建构在古典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理性至上是古典主义的重要特征。他的 理性概念,相当于以善为内在质素的道德理性,追求的是不偏不倚、中庸守度的理想境界。由此,他标举理性的衡 尺,从文学体式、文学运动和文学批评自身等方面,对以浪漫为特质的五四新文学进行了批评。这种姿态虽然有保 守之嫌,却是对中国新文学进行的一场非常必要而且是真正学理意义上的理性反思。     

合理商品流通规模形成机制研究

合理商品流通规模的质的含义 ,是指商品流通规模的大小能够使商品流通系统经营服务能力达到最大化 ,并能够使国民经济系统处于良性循环的运动状态。合理商品流通规模量的含义 ,是指商品流通规模的大小必须适合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各种因素所能承受的数量界限的可能性。商品流通规模合理化的指标体系由总量标准、结构标准和效率标准三大部分组成。商品流通规模扩张的动力结构 ,由原生动力、直接动力和间接动力组成。商品流通规模的调节机制 ,则由自我调节机制和宏观调节机制组成。     

21世纪我国学校美育的操作设计

面向21世纪的学校美育课程应是一组课群,而不是一门课程.这些课群贯穿在学校教育的全过程(从小学至大学).它既包括学校教育的主渠道,又包括学校第二课堂;它既包括活动类课程、赏析类课程,又包括理论类课程和渗透类课程;它的内容既涉及到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类型的人类艺术经典作品,涉及到青少年的艺术能力培养,又涉及到美学、美育、艺术史、艺术批评、审美文化等基本知识.小学阶段美育课群的目标设置为感性教育(敏锐感知,激发情感与想象);中学阶段美育课群的目标设置为趣味教育(在审美赏析中形成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大学阶段美育课群的目标设置为人格教育(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塑造健康人格).     

论价值领域内的智识可能性

在语言问题、客观性问题和分界问题上,逻辑实证主义都是陷入困境的,从而其基于事实与价值的两分而将价值问题排除在理性探讨的范围之外的论断是无法被充分辩护的。否定价值领域内的智识可能性将从根本上否定我们对于正当性追问的意义,并剥夺我们对自己置身于中的社会秩序与政治法律制度进行批判性反思的资格。而"价值客观化"的努力者则在其所理解的"科学确定性"的意义上来把握价值问题,导致对确定性的迷信。在价值领域内,理性具有参与的能力及作用。对于价值领域内的智识可能性,其所必需的理性无法达成对于世界与生活的最终理解和绝对把握,然而却能完成在具体历史情景中的使命。从而,对待价值问题的合适态度应当是一种恰当的"道德实在论",它首先承认价值领域内的智识可能性,但并不因此而承诺某种确定无疑的道德体系或价值集合。     

利用音乐意识调节发声肌能--找"感觉"在声乐教学中的作用

找“感觉”使声乐教学中抽象的概念变为清晰的“感觉” ,使声乐教学由复杂变为简单。找“感觉”为教师启发教学及学生依靠感觉刻苦训练 ,掌握发声的技巧 ,提供了便于掌握的依据     

论宗教信仰中的理性与非理性

宗教借用理性的认识方法来表达和论证自己,以理性的形式展示自身在社会实践领域内的作用,并在人的心灵上构建着与理性认识追求相同的具有终极关怀性的未来。虽然宗教与理性互动频多,但宗教毕竞是一种对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的崇拜信仰,归根到底是对以非理性形式存在的神圣者的信赖,本就以非理性占据上风。其中表达人们对信仰对象的神秘情感经历的宗教经验是最深层的非理性意识的代表,它的神秘特征就成为了宗教非理性最坚实的阵地。     

德里达“幽灵政治学”伦理形态的出场逻辑

德里达的"幽灵政治学"彰显着特定的伦理宗旨与理念,其伦理形态的主要内容蕴涵了学会更好生活的人文伦理向度和持守正义的政治伦理向度。通过对"学会生活"这句"习惯指令"的语义学考察,德里达把"幽灵政治学"理论形态的伦理向度慢慢呈现了出来。在他看来,生活,按其本初含义,是无法主观学会的,也就是说,人不能靠自己,必须借助其他事物的指导和引领才能学会生活。因此,我们必须接受"幽灵"的指引。在高度集约化的时代,以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为参照对象,才能恪守正义,秉持良知。     

中国法学实证研究客观性难题求解——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启示

以实证研究方法为特色的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日益受到关注。中国法学研究方法正处于转型之中,实证研究方法将成为法学研究的常规范式。一些学者对法学实证研究的客观性提出质疑。求解实证研究的客观性难题可以从马克斯·韦伯那里得到启发。韦伯对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研究具有代表性,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可以做到“价值无涉”。韦伯主张的客观性以价值关联为前提,以客观可能性为基础,以对理想类型的应用和超越为实现路径。在法学研究中,运用指向客观性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具有必然性,这是由法学研究对象的广泛性以及法学对法律的批判功能决定的。法学实证研究并不排斥主流的规范研究,两者应互相补充,这也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基本立场。中国法学实证研究要实现客观性,需要兼顾证实与证伪,注重文献的积累、理解的逻辑以及实践。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目标是要在韦伯方法论基础上实现创新和超越。     

论官僚政治与商业资本的互动逻辑——双重纬度:下限和上限、矛盾与异化

唯物史观视角下,官僚政治不单纯是一个政治范畴,而是以专制政治权力为核心建构的政治形态层面、制度层面、过程层面、文化层面、技术层面的有机统一体。“下限和上限”、“矛盾与异化”构成政治哲学的双重纬度并有效解析商业资本与官僚政治两者间的互动逻辑和矛盾运动。     

权力与伦理:韦伯支配社会学中的国家理由问题

韦伯在权力与伦理之间的纠结，鲜明地体现了马基雅维里主义“国家理由”学说的双重性。和马基雅维里一样，韦伯看到，随着近代国家的兴起，政治成为一个独立的价值领域，与其他价值领域相冲突，但又不能彻底脱离其他价值领域。因此，他拒绝纯粹信念伦理，主张效果取向的责任伦理。不仅如此，他还直面马基雅维里时代尚未凸显的现代官僚制问题，把政体伦理降格为行政管理的正当性，从而使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走向前台。从这个意义上说，韦伯是一位“新马基雅维里主义者”。韦伯没能也无意彻底解决权力与伦理的冲突，他接受政治的“手段—目的”在伦理上的不一致之非理性现实，但他留下的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早已不只是一个德国问题，更是一个当代政治的普遍问题。今后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研究不仅要从制度层面，还要从观念层面解释中国如何从传统伦理性的“家产官僚制”演变成今天的官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