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合理性及其立法改进

对危险驾驶行为是否应当入罪的探讨,针对的并不是应否弥补我国法律制裁体系的疏漏,其焦点在于是否应当将原本属于行政处罚范围的若干行政违法行为纳入刑事制裁的范围。受当前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对危险驾驶行为的行政制裁明显乏力,因此将若干情形的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必须要注意对入罪的范围和程度加以限制;同时,更要认识到,就对危险驾驶等交通违法犯罪行为的防治而言,关键在于形成多种社会治理手段的整体合力。对危险驾驶罪的立法设计应从罪状与法定刑两个方面同时加以改进:一方面,应在罪状中适当增加危险驾驶罪的行为方式,并对各种行为方式均设置"情节恶劣"或"情节严重"等限制性规定;另一方面,应在法定刑中增加"二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和"单处罚金"的刑罚配置。     

建构"深度贫困"伦理关怀的理据及路径

当前深度贫困已经成为脱贫攻坚中的“坚中之坚”,发展能力与机会的缺失以及心理的失衡与自然、经济上的致贫因素交织互构使得深度贫困不断地积累和沉淀,并突出地表现在地域与人群两个方面。深度贫困主体的现实境遇启示我们必须超越传统的治贫理念、方法和路径,发挥伦理关怀的功能。伦理关怀是深度贫困主体的内在需要,无论从责任、正义角度还是基于关怀伦理立场,社会都有为深度贫困主体提供伦理关怀的义务。在伦理关怀中,我们要以生存为基础,完善“深度贫困”的物质关怀体系;以尊重为宗旨,满足深度贫困群体的精神需求;以制度为保障,促进深度贫困群体的权利实现;以发展为目标,培育“深度贫困”消解的自我发展能力。     

克隆人问题引发的伦理困境

人类生殖性克隆技术带给人类的伦理争论与焦虑是多重的。首先,克隆人问题表征人类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尖锐对峙;其次,克隆人问题反映了功利与道义之间的拮抗;再次,克隆人问题体现了科学自由与人道责任之间的空前紧张;最后,克隆人问题暴露出人类在科技进步与伦理变革之间的焦虑,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冷静思虑。     

论古代政治哲学范式的基本特征

政治哲学范式是依其理性根据的不同而定义的。古代政治哲学范式有三种类型：柏拉图的唯理论型,亚里士多德的经验型,阿奎那的神学型。古代政治哲学范式有三个基本特征：奠基于客体理性的基础上;是求善的政治哲学;给人们一种“古代人的自由”的承诺。     

天人合一与生态平衡论

天人合一、与自然相和谐是古代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认识。它强调的是人必须遵循自然规律 ,合理开发利用自然 ,保护自然 ,是生态道德理性与生态实践理性的统一。天人合一理想的实现也将是生态平衡的实现。它所反映的生态思想可以为现代处在生态危机严重困扰的人们提供重要的价值支持资源。     

论虚假广告侵权归责原则的局限性

实践中,虚假广告侵权一直被视为一般侵权行为,其归责原则适用传统的过错责任原则。实际上,虚假广告侵权在许多方面都有自己的特殊性,这使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于虚假广告侵权显现出很大的局限性,已经不能很好地发挥法律责任的教育、预防及制裁功能。这种局限性也为虚假广告侵权适用一种更为严格的归责原则创造了条件。     

论迪伦马特对理性社会非理性行动的批判

本文尝试从迪伦马特的喜悲剧《物理学家》(Die Physiker,1962)切入,研究其创作精神和戏剧理论。作者认为,迪伦马特的戏剧．承续了希腊戏剧的精神,开创了现代意义的喜悲剧的世界。     

重新反思技术理性——解读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批判

面对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大规模运用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不少西方学者把技术理性的彰显看作是其主要原因之一。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对科学技术合理性问题进行了反思和探讨,把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异化同资本主义制度有关,形成了较为丰富和深刻的科技伦理观。技术理性的缺陷在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背离,克服这一缺陷的根本途径在于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统一起来。     

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局限及应注意的问题

近年来,社会资本已经成为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所普遍关注的热点和前沿问题,社会资本概念也被广泛用来解释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对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中的局限及今后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进行研究,可以使人们对社会资本理论有一更深刻的认识和把握。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保护和发展私营经济思想论析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经济落后的现实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提出了利用、保护和发展私营经济的思想.这既是对我党历史经验的凝重总结,也是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走向的深层思考.这一认识过程的曲折反复也折射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复杂与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