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构建

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建构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提供了新的契机。思想教育工作者需要通过话语体系建构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性与学理性,同时,通过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认同感。     

论斯宾诺莎自然法思想的基本构成

斯宾诺莎的自然法思想强调自然法、自然权利、自然权力之间的等同关系。从表面看,三者之间的等同关系似乎失之独断,令人费解。但如果从其全部哲学的基底概念“实体”出发,将其自然法思想分殊为两层语境,即实体语境与个体语境,那么,通过分析“实体”概念统筹下的语境论述,就会使这种等同关系的合理性和意义显明起来。实体语境中的等同关系表明一种理想的观念学,个体语境中的等同关系则表明一种现实的政治学。阐明两种语境的过渡与转换,也便阐明了其自然法思想的基本构成。     

清末对法治局限性的认识

清末,在有关法治的喧嚣声中除了赞美和肯定,也夹杂着着一些谈论法治局限性的声音。清末有关法治局限性的言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对于中国传统法家法治的批评;另一类是质疑西方法治可能走向只重视法律而忽视个人道德的道路,最终会导致个人道德低下;第三类则是根据西方无政府主义学说,对近代西方法治彻底否定,坚决反对在中国实行法治。     

近代自然法论者的自由观及其方法论局限

17世纪以来的近代自然法论者如霍布斯、洛克以及卢梭和康德等,真正开始根据人自身内自然的、精神的和道德的自由本性来解释和建构理性的政治共同体。然而由于他们静止地固执于某种单一的人类本性,或者自然的、或者道德的、或者理性的自由本性来认识和解释个人、国家及法律的实践准则,将个人自身内作为有机整体存在的自然、道德及理性三种必然性自由本性分离或对立起来,因而在理论或实践上造成一种自由排斥、僭越或压迫另外一种自由,在方法论上则造成事实、价值及逻辑三种必然性原则的相互对立和分离、或者相互混淆和僭越。     

中西政治旨趣迥异的人性论基础

在中西政治文明的进程中,政治建构对于哲学人性论的依赖,一直是一个通贯的文化景观.任何政治都隐含着关于人性的假定,对于人性的不同预设导致了迥然不同的政治旨趣.西方国家崇尚法治与分权制衡的政治追求基于它对人的局限性和恶性的体认,中国历史上崇尚德治与集权专制的政治基于它对人性的完满和本善的预设,而理想的政治设计和政治运作应以对人性善恶的全面把握为基础.     

发展的合理性问题

发展是大方向,但也有一个合理性问题。发展不仅是快与慢,还涉及是好与坏;不仅是怎样发展,还关乎为谁发展。发展的合理性已渐成为发展的核心问题。概括地说,凡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就是合理的发展,凡体现全社会共同利益的发展方为合理的发展,凡达到“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发展才是合理的发展。发展的合理性具体体现在效率与公平,质与量,先富与共富,代中与代际等关系的辩证统一上。     

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与出路——基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析框架

在学理层面上,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可以达到和合统一的应然状态。然而,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由于价值理性的畸变和异化,工具理性的缺失与僭越,致使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处于错位与分裂状态。要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就必须在价值理性的规约下选择并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和手段,实现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和谐统一、功能互补。     

论两汉“今古文之争”的解释学意义

两汉经学具有丰富的解释学意义。今古文经学的争论始于社会文化的转型期,以及由此造成的文字、文本的歧出。个人利益在争论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经典解释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争论的焦点在于政治哲学的依据。经典解释需要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过度的解释会导致解释本身的落空。从根本上说,经典解释是文化转型的温床。     

论王小波对中国传统文化理性观的诘难

理性要素代表主体探索＂确定性＂的诉求,既包含体现客观性的科学知识,也指对待知识的态度和求知的方法等。＂科学格致化＂和＂科学艺术化＂是淆乱科学本体的两种现象,其实质是以＂善＂和＂美＂的职能、标准来要求＂真＂和改写＂真＂,它源于中国文化特有的理性观,即以＂价值理性＂排斥＂工具理性＂,形成扬＂情理＂抑＂物理＂的＂实用理性＂,使执着于＂知识＂和＂真理＂本身的知识分子常常遭遇＂实用＂质疑,王小波在其杂文和小说中批驳了与之有关的＂之用＂逆退、＂实用＂诘难以及用价值判断取代真伪判断的习惯做法,这种以＂善＂辖制＂真＂、取消＂真＂的文化习性正是＂科学＂引入中国时被变异为＂科学观＂的主因,最终归结为思维方式注重＂合＂、忽略＂分＂甚至反对＂分＂的特性,这一特性塑造了与之协调的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在探索客观世界时缺乏以＂程式＂确定下来的＂抽象的升华＂,这恰是理性之殇的文化渊源。     

论哈贝马斯的理性观

面对传统理性的分裂和缺失,哈贝马斯没有放弃对理性的追求,而是在分析沟通行为与生活世界的过程中,在语言行为的基础上,建构起了不同于传统理性观的沟通理性。他以沟通理性为核心概念剖析现代西方社会理性化的矛盾,提出了解决现代社会的各种病症的方案。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理论补充和拓展了以往理性观的内涵,他的理性观也为西方理性指出了一条走出困境的可供选择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