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经济分析

采用法律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以效率为视角并突出侵权责任法的预防功能来研究无过错责任原则,可以发现无过错责任原则在其适用的领域内,不仅能使侵权行为的外部性成本更好内部化,促使侵权人积极预防以减少侵权行为、降低侵权行为的危害程度,促使侵权人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了社会的最优预防水平;而且还能节约司法资源,并通过免除了受害人举证过错的成本支出而使更多受害人能获得损害赔偿。从效率考察．无过错责任原则比过错责任原则更具优越性。     

试论中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差异性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入中国后,从女权到女性发生了许多变化。本文从女性的社会政治、地位、个人价值追求、历史与现实等方面进行考察,对中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差异性进行比较分析。     

侠的变迁

早在春秋时代,侠已有零星活动,但以团体的自觉的方式出现的侠则源于战国墨侠。纵观中国古代侠的变迁,从先秦而两汉,而唐宋、而明清,渗透于侠的意识当中的仍是封建的纲常观念、实际上,侠的所有外在言行无不植根于传统的伦理道德模式。一部侠的历史,就是侠从“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一世”的慷慨气度走向依附关系和奴性意识增强,并最终异化和堕落的过程。     

拼图阅读策略在英语教学中的运用

合作学习法自上世纪70年代问世以来在世界范围得到了迅速而深入的发展,其不可比拟的优势吸引了大批专家学者和教育工作者.作为合作学习的一种有效形式,拼图阅读策略被广泛地运用于各类课程的教学活动.在英语教学中,拼图阅读的优势得到尤其充分的发挥.这一灵活的教学形式不仅可以积极地促进学生获得语言知识,提高阅读能力,同时也培养学生的口语能力和交际能力.在拼图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角色至关重要.从活动设计、学生分组到引导协调、检查总结,教师都要精心策划、悉心指导、严格监控.     

论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

刑事证明责任内涵应当包含“评价要素”,对于特定事实,证明责任承担者所举证据仅需要达到说服法官相信事实可能成立之程度。分配证明责任应当遵循证据所持、证据距离与诉讼效率等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未将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进行区别对待,对公诉机关和法院的证明责任规定也不尽合理,更未规定证明责任转移规则。为最大程度实现量刑公正,应尝试对我国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进行体系性完善,合理规定控方、被告人与被害人的证明责任,对立功、认罪认罚等量刑事实创设证明责任转移规则。     

缓刑制度研究

我国刑法中的缓刑是以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基本消失为适用前提的行刑制度。虽然刑法界对缓刑制度的性质和地位认识不同,但缓刑制度作为一种刑罚执行制度,具有裁量与行刑的双重属性。缓刑作为一种刑罚制度,起源于西方,它的产生是与自由刑的广泛适用紧密联合在一起的,我国的缓刑制度是清末从西方引进的,它是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参考了其他国家的缓刑制度而制定的。它体现了我国刑法的社会性质,又考虑了犯罪分子的具体情况。目前我国的缓刑制度与其他一些国家关于缓刑条件的规定相比,是比较科学的、合理的。它既考虑了犯罪事实的客观因素,又考虑了犯罪分子的认罪态度的主观因素,既考虑了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又考虑了其平时的一贯表现和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能性。     

对"无罪推定原则"的辨析

长期以来我国学界通称的“无罪推定原则”戴着假面具,造成了理论的混乱和实践的困惑。为消除混乱和困惑,应尽快彻底摘除其假面具,还之以“无罪假定原则”的真面目,以更好地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无罪假定原则的价值在于警示追诉者不要冤枉人。酌定不起诉是无罪假定原则的例外。无罪假定原则并不排斥必要的适当的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真正的无罪推定原则是:对不能证明有罪的被追诉者,应当推定无罪。     

公民合法权益保护优先是行政诉讼立法的重要原则——关于修改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若干建议

我国《行政诉讼法》亟须作出适当修改,在修法过程中应贯彻公民合法权益保护优先的原则,注重研究解决如下制度创新与改进的课题: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应作为行政诉讼立法的首要目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应坚持司法最终性,应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行政诉讼参加人范围和行政诉讼救济范围,行政诉讼立法应兼顾公平与效率,以更有效地保护公民合法权益。     

关于物流的科学分类问题（续）

本文最新提出物流最基本的四个固有属性：物（Material）的根本属性，流（Flow）的浪本属性，物和流的主体（Party）属性，物和流的地域（Region）属性。无论自然界物流，还是社会界物流，经济界物流，都具有这四个方面属性（RPMF）。同时，本文首次提出物流四要素RPMF原理。根据物流四要素RPMF原理，提出按各要素的不同属性对物流进行科学分类的方法，并给出物流分类图。     

论民国时期方志编修观的变革

民国时期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形成和相沿的传统的旧方志编修观被重新审视并受到批判 ,修志宗旨的创新、方志编修中进化史观的倡导、民史观的推行、综合文化观的阐扬 ,使民国时期的方志编修观发生变革 ,促进了民国新方志的编修 ,并为今日全新的方志编修观的构创和方志的编纂提供了借鉴与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