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理性——对湖南农民运动社会心理层面的探究

湖南农民运动是一次以群众暴力推翻不公平的社会制度的社会动员,本质上是推翻这一制度下农民在生存竞争中自然形成的社会秩序与价值秩序。农民自我多倍增长的心理感染表现出集体走向狂热的倾向和状态。除了用传统的阶级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对农民革命进行解读之外,有必要从社会心理学的层面探讨农民运动激进思潮的根源,还应该从社会学的理性选择角度探究它的社会思想根源。农民集体兴奋的情绪导致运动的过火、失控和最终失败。农民的理性是乡土性社会动员中的一柄双刃剑。     

英雄主义激情的理与智

中华民族任何时候都需要英雄主义激情与精神,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具有史诗意义的御侮抗倭的英雄主义激情与精神的优秀之作,新时期来似乎吉光片羽,文学艺术家应该不忘自己的天职,不断警醒中华民族浓浓蕴蓄的英雄主义激情与精神。具有英雄主义激情与精神的形象不是“神”,而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它需要戏剧性激情、情节和可能的悲剧性情节的智慧去进行艺术的表达。     

制度正义语境下的道德自觉诉求——斯坎伦的非自利契约论道德理论解析

与罗尔斯用非自利的契约论来探求社会基本制度结构的正义性原则不同,斯坎伦关注的是"我们彼此亏欠什么"即判定道德对错的契约论准则及其促成道德动机和给予道德行为理由的效力,从而以此为制度正义理论提供微观道德基础。在功利论与道义论相互对峙的道德哲学谱系和经济繁荣伦理紧张的现实境遇中来考量,斯坎伦把道德的根基建立在平等主体都无法合情理反驳的理由上蕴涵着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首肯,对人与人之间道德平等和对等的坚守,对人们相互承认及达成共识的期待,对彼此行动理由的合情理追问,为倚重于制度正义话语的伦理思考和当代人的道德自觉提供了独特灵感和智慧。     

对别尔嘉耶夫的虚无主义批判之批判

面对20世纪初科学理性发展带来的危机以及在客体化世界中价值等级次序颠倒的状况,抗击由此所导致的无根基的虚无主义成为重大课题。虚无主义是人类难以摆脱的精神困境,对它的克服方式激发了晦暗不明的难题,因此引起人类的极大关注。别尔嘉耶夫通过非理性的方式直接参与主体的内在生存,通过对理性藩篱的突破实现对虚无主义的抗击。他抗击的弊端在于没有深刻认识到虚无主义正是消解和绝对否认理性、积极贯彻非理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因此他用非理性的方式并不能真正地实现对虚无主义的抗击,因为彻底的非理性主义是以理性的方式去表达和实现对非理性理解的。对虚无主义的抗击只能来自理性的自觉,理性自觉可以使人抵挡虚无主义的侵袭,最终摆脱精神困境。     

行刑社会化的内在逻辑合理性解析

行刑社会化在我国必将得到进一步的普及和推广.本文在比较分析了目前有代表性的几种行刑社会化概念后,认为行刑社会化是为了弥补监狱行刑方式的缺陷,充分体现现代刑法确保人的价值和社会的价值统一的精神,对条件合适的罪犯适用非监禁刑,使其在社会上得到教育改造,并使社会最大限度地参与罪犯矫正事业,从而使刑事执行与社会发展同步,为罪犯顺利回归社会创造有利条件的一种行刑方式.文章接着从罪犯改造的目的性、可能性、正当性三个方面分析了行刑社会化的内在逻辑合理性.     

党内民主的功能性分析

从功能上分析,党内民主是一种事务性的处理或决策机制,直接承载着推进执政党自身建设、决策执政党承载的党内外事务、整合党内群众和各级党组织的意愿及利益要求、建构执政党治党治国的制度体系等功能,具有工具合理性。党内民主又是一种价值诉求,即要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增强党员干部和群众对党的认同、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具有价值合理性。党内民主建设的意旨,就是要达成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     

“双轨制”档案管理机制合理性探讨

档案是记录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有效载体,更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中各种实践活动、知识、经验的沉淀和原始痕迹。随着社会活动运行方式方法的转变,档案的形成、传递、存储和利用等自身运动规律也发生质的飞跃。电子信息化已成为当今档案管理的一个主要运作模式,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其社会实践活动的价值也越来越被人们认同,但对一些具有法律效应的文件、签署、印章等纸质档案的保存与管理也同样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双轨制”档案管理将成为近一段时期内档案管理的重要运作机制,应合理安排、充分完善、灵活把握运作好“双轨制”档案管理模式。     

合理性与现代法的理性构造

“合理性”是当代哲学和社会学领域之中的一个无比重要的学术词汇 ,也是整个理论社会学概念大厦的基石。它既代表客观、理智和规范的现代行为方式 ,同时也在对象性、主体性和反思性方面为行为之选择预设了相应的标准或条件 ,而这些条件恰恰正是现代法律制度得以产生和存在的现实根据。因此 ,借助于合理性概念所提供的分析框架 ,我们便可以窥见现代法构造上的合理之处     

中国古代法官的实质性思维模式探讨

中国古代法官在审判过程中,为追求实质正义——无讼与和谐,往往会舍法而取情理,依情理进行审判。这种法律思维模式与西方的严格形式主义相对,被称为实质性思维模式,它是中国古代审判文化的一个特质。其产生的文化根源是中国人对和谐、无讼理想社会的追求及越过事物的形式追求实质内容的思维模式,以实质性思维处理案件亦可达至息讼止争的社会目的,但这种思维模式也造成了中国人法治观念的淡漠,同时阻碍了中国法治社会的建立。然而,无论如何它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无法抛弃的,只能期待我们现代人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社会合理性与社会合情性——对人性化社会何以可能的一种思考

社会合理性植根于市场经济的规律性、社会分层的功能性和社会分工的必然性;植根于具有自利性的人性需求。社会合情性则立足于人道主义、反对社会歧视以及要求平等利益等理由;反映的是人性的“利他”感情。合情性的社会是人类历史进步的产物。在构建合情性社会中,政府行使第二次分配资源的职责,扮演“法律父爱主义”的角色;非政府组织则成为新的生力军。只有社会合理性与社会合情性的良性运行,才能使人性化的社会发展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