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轨制”档案管理机制合理性探讨

档案是记录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有效载体,更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中各种实践活动、知识、经验的沉淀和原始痕迹。随着社会活动运行方式方法的转变,档案的形成、传递、存储和利用等自身运动规律也发生质的飞跃。电子信息化已成为当今档案管理的一个主要运作模式,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其社会实践活动的价值也越来越被人们认同,但对一些具有法律效应的文件、签署、印章等纸质档案的保存与管理也同样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双轨制”档案管理将成为近一段时期内档案管理的重要运作机制,应合理安排、充分完善、灵活把握运作好“双轨制”档案管理模式。     

合理性原则与比例原则的比较研究--一个以判例为基础的思考

现代行政权大都表现为自由裁量权的形式。英美法的合理性原则和大陆法的比例原则是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控制的主要标准。合理性原则和比例原则的共同本质是 :强调手段与目的的合理性 ,即成本与收益的合效益性。我国的司法审查可以借鉴这两大原则     

"理性"、"经验"和"神秘体验"——兼论认知路线的新划分

对人类知识可靠性来源问题的研究,传统认识论总是有否定“形而上学”、否定宗教,甚至否定哲学的倾向,致使人类逐渐丧失了精神家园和道德根基,社会物欲横流。用现象学的方法分析“理性”和“经验”,认为“神秘体验(非理性经验)也是人类获取可靠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由此,便消解了理性和非理性、科学和宗教的尖锐对立,从而展现了人类文化为什么会是一个理性文化和神秘主义文化共生并进格局的逻辑根源。     

试论专门环境法律责任的理论基础与具体构建

传统的环境法律责任包括环境民事责任、环境行政责任和环境刑事责任三种责任形式。但环境权的复合性和环境法防治污染和保护生态的预期,需要在此基础上产生专门的环境法律责任形式。专门环境法律责任的产生具有社会合理性基础,兼具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并且法律的内在机理和法律技术为其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和可行性。我们可以构建污染者负担制度、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和环境保护问责制等专门环境法律责任制度。     

“理性”的制度含义：理解梁漱溟思想转变的一个角度

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把调和持中的人生态度作为中国文化的根本,对传统的"家"和政治持批评态度,主张在保留中国式人生态度的基础上,全面引进西方式制度。此后,梁漱溟转而从"家"的特点出发阐发"理性",并将之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和中国文化的核心内涵。"理性"起源于"家"伦理而通于"天下",与外"无对",和西方以有边界的"团体"为源头的政治观念形成鲜明对照。"理性"在"家—团体—天下"诸种组织框架的比较中得到确认和刻画,具有了普遍的制度含义,焕发出对西方政治的批评能力,并成为梁漱溟建立中国式制度的基础。解决"中国问题"是梁漱溟提出"理性"的重要推动力。梁漱溟突出中国思想的制度含义的思路在当代获得了呼应和更深入的思考。     

非理性维权合理性的依据及其价值取向

非理性维权,是权利主体在一定情景环境中,根据个人的情感偏好和心理状态,以非逻辑思维和冲突行为来表达权利诉求的一种行为方式。其价值性在于：一方面它是权利实践生动活泼的形式,凸显权利实践过程中权利的主体性和个性;另一方面,它对法律的背反具有批判性,推动法律制度以合理性为价值取向不断完善,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权利制度和权利文化。     

关于ad hominem论证合理性实证研究

关于ad hominem 论证的合理性问题存在很多争议,如判断其是否合理的准则是什么,语言辩证准则在实践中是否为语言使用者所接受.这些问题需要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到论证和验证.通过问卷方式调查得出的实证研究结果回答了在多大程度上语用辩证理论中认为不合理的讨论步骤在普通的语言使用者看来也是不合理的、不可以接受的,普通语言使用者在判断论证的合理性时使用什么准则,这些准则是否统一这些核心问题.探讨语用辩证规则的规约有效性问题有助于识别和避免谬误,培养正确的批判性思维.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实践与思考*——基于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公开的反思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生效后,符合公开条件的生效裁判文书已基本实 现公开。从现有的裁判文书公开情况来看,实践中裁判文书存在逻辑性不强,证据分析不足,法律适用说理不充分等情况,本 文以民事裁判文书为例,从说理的原则、说理的内容、说理的方法、说理的语言规则四个维度对民事裁判文书说理情况进行分 析,提出应当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裁判文书技术规范、法官责任制、裁判文书考评制度等方式,保障裁判文书说理公开。     

Social ontology,practical reasonableness,and collective reasons for action

I argue that the ontology of human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collective intentionality could be anchored in the normative notion of ‘practical reasonableness’ as collective reason for action. This involves the deontic idea of mutuality, accepted rules, and shared attitudes of other‐regardedness. I examine John Searle's three primitive notions of social ontology: collective intentionality, assignment of social functions, and constitutive rules and procedures. I use these notions to provide a plausible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how people reason, in order to arrive at practically reasonable decisions and collective agency. Searle argues that social reality, institutions, processes, and facts are grounded in collective intentionality and the acceptance of social rules, procedures, and functions. I argue that collective intentionality and socially accepted rules are anchored in the need for human interdependence that engenders the social rules and norms or attitudes of ‘practical reasonableness’. I analyze the concept of ‘practical reasonableness’ as a representation of human mode of reasoning that involves collective intentionality.     

物权行为理论的法学方法论思考

物权行为是物权法理论的瓶颈,自其产生之日起围绕它的论战便经久不息,或支持或反对,理论上攻守激烈。本文通过对物权行为理论进行宏观性、整体性的思考,试从法学方法论的角度,探讨物权行为理论在法律形式理性主义分析、审视下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