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比较研究

马克思和诺斯是社会制度变迁理论或社会发展理论的主要代表。本文比较了两人的不同分析框架及其关于社会制度的起源和本质、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动力与途径的理论。     

论"建议的信赖限度"--美国《犹他州数字签名法》第309条评析

美国<犹他州数字签名法>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电子商务立法.它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创设了"建议的信赖限度"的制度.此制度的出台,降低了认证机构的经营风险,限制了认证机构在出现损害赔偿时承担的责任,十分有利于认证机构及电子商务的发展.我国的电子商务立法应借鉴建议的信赖限度的制度,并增加对建议的信赖限度作最低金额的强制性规定,及认证机构故意侵权时不受建议的信赖限度限制的规定,并以保险制度作为建议的信赖限度的辅助性制度.     

论网络购物合同的成立及标价错误

网络购物合同的成立,取决于网络购物平台商品信息发布行为的法律定性,如将其认定为要约,消费者在网络购物平台上的下单行为即为承诺;如认定为要约引诱,订单确认信的法律性质就成了判断网络购物合同成立与否的关键,这两点亟待明确。网络购物合同成立后,网络购物平台上的经营者能否以标价错误为由撤销网络购物合同,取决于其是否存有过失及过失的认定标准。网络购物合同被撤销的,依现行缔约过失责任规则,消费者的信赖利益难以得到填补,信赖责任规则是一种理论上可行的替代办法,但德国民法传统上可变的缔约过失责任规则是一条更为可取的法律路径。     

浅析缔约过失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是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缔约一方当事人因违反依诚实信用原则所应承担的先合同义务而造成另一方当事人信赖利益损失时所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作为违约责任的补充,其与违约责任不同的是:缔约过失责任的承担以违反法定的先合同义务为依据,其责任性质具有法定性,责任形式以赔偿损失为主且赔偿范围以受害方信赖利益的损失为限.法律设定缔约过失责任,旨在弥补合同法调整的漏洞,全面保护缔约人的合法利益,维护市场交易秩序.从阐述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基础出发,对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特征、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以期对我国的相关立法及法律实践提供借鉴.     

客观合理信赖先例的“善意例外”--论戴维斯案对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善意例外”的新发展

“善意例外”是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种例外。在戴维斯案件之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已确立了几种“善意例外”的类型,戴维斯案件确立了一种新的“善意例外”,即客观合理信赖先例的“善意例外”。当警察搜查时客观上合理依赖有约束力的司法先例,但后来该先例已被改变,此种情况下搜查获得的证据不应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这种“善意例外”是因为警察没有过错,且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能遏制警察的违法行为。建立客观合理信赖先例的“善意例外”并没有危及溯及既往原则,也不会阻碍第四修正案的发展。     

2004年我国主要木材产品进口分析

木材产品的进口贸易，是我国国际贸易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比重不大，但是对国内木材市场和消费倾向，以及对相关产业和市场的发展，特别是对林业本身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该文首先以主要木材产品（包括原木、锯材、单板、人造板以及纸类产品）为分类依据，分别就其在2004年的进口情况做了具体分析;然后，立足于2004年我国木材进口贸易发展的现实，从进口依存度、进口秩序以及进口方式3个方面总结了我国木材贸易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夷夏观与美国软权力论的异同

中国夷夏观主要是指中原农耕文明对北方游牧民族所抱持的一种引而不发的防御性政策,而软权力理论认为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等精神元素构成了美国的权力资源,赋予美国在相互依存的世界政治中很大的优势。中国夷夏观与美国软权力论在诸多方面有可比之处,如都根源于文化上的优越感,注重道德感化,承认军事效用的有限性;但二者在所反映的民族性上有差异,所处的时代大背景也迥然有别,精神主旨也大不相同。这种比较能够增进我们对软权力理论的消化吸收。     

旅行社的缔约过失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是在合同缔结过程中由于一方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所应尽的义务而致使另一方的信赖利益遭受损失时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从旅游合同的角度着重对旅行社缔约过失的表现予以阐述,并指出了旅行社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以期更好的保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     

论文化产业对欠发达地区大发展的战略支持

文化产业是一国综合实力的竞争要素和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的重要特征即"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欠发达地区发展文化产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必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寻求正确的发展路径,采取针对性较强的战略对策,创造有利环境,激发欠发达地区活力,充分发挥文化产业对欠发达地区大发展的战略支持作用.     

金融抑制、路径依赖与中国渐进改革中的制度性公共风险

在渐进改革的逻辑框架下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金融抑制措施保证国有企业获得大量社会资源。金融抑制不仅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扭曲和效率损失 ,更重要的是通过转型期风险的转嫁机制而自我强化 ,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质。改革过程中的特殊制度安排使制度性公共风险得以大量积累 ,并开始逐步向财政领域集中。防范和化解制度性公共风险的根本途径在于放松管制 ,建立起市场对公共风险的分摊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