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社会公共组织的兴起及其民主意蕴

社会公共组织的兴起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生深刻变革的必然结果。社会公共组织的发展对中国民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利于培育“有容”的民主意识,有利于形成“有衡”的民主制度,有利于养成“有序”的民主行为。为了充分发挥社会公共组织在中国民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政府要转变观念、调整职能,为社会公共组织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社会公共组织要加强自身管理、完善组织的治理结构和运作机制。     

我国民间组织的兴起与党执政战略的调整

民间组织的兴起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民间组织的发展对党执政具有双重影响：有利于巩固执政基础,优化执政环境,改善执政形象,推进决策民主化;但同时也增加了党整合社会关系的难度,对党的领导方式和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对此,党应增强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将多样化民间组织的价值追求纳入党现行的政治体系之内;同时建立、健全党与民间组织的沟通机制,实现双方的良性互动,从而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能源动员准备机制建设研究

能源动员准备是保障急时和战时有效实施动员的重要基础。从和平时期能源动员准备机制的构成分析入手,将能源动员准备机制划分为组织机制、能力保障机制、投入机制和监督机制四个子系统。提出实现国民经济动员准备期资金投入、使用、监督有机配合的手段和方法。     

目标管理责任制:运作及其特征 ———对红村扶贫开发的个案研究

文章以H省红村扶贫开发个案为文本,分析和探讨了转型期中国目标管理责任制的运作逻辑及其主要特征。研究发现,目标管理责任制作为转型期基层治理中的基本策略与技术之一,是国家治理转型背景之下,对压力型体制和动员型政治的一种制度创新,是转型期国家与社会关系调适的新形式。基层组织在实践中发明和采取了一系列应对目标管理责任制的非正式技术,在为目标责任制的有效运行准备了相应策略基础的同时,也为行政与政治的互嵌运作提供了可能。     

中国粮食市场60年发展历程与变迁特点

中国粮食市场与粮食政策60年的发展历程呈现出七大变迁特点:一是粮食市场演进基本是以政府强制性变迁为主导;二是粮食市场经历了由短缺到供求大致均衡、由政府定价为主到市场形成价格的演变;三是粮食产量波动与价格波动既受经济周期影响,又与改革进程高度相关;四是粮食产量与粮食价格呈明显相关性和周期性变化,且价格波动幅度高于产量波动幅度;五是粮食人均产量经历了由不足——基本满足生存——追求更高生活质量的演进历程;六是粮食兼具农产品、工业品与金融产品的属性特征日益明显;七是影响粮食价格波动的因素由"粮食政策调整或供给变动"向更复杂和更多元化的因素转变。     

陕西煤炭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研究

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是继补偿费后提出的通过市场经济手段有效保护矿山环境,防治在矿山开发过程中造成的环境破坏及诱发的地质灾害,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经济激励措施。但是陕西煤炭矿山环境治理保证金制度还不够完善,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尚存征收主体与被征收主体的不完全市场性,征收标准过低以及相关利益主体环境保护行为的弱自律性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建议保证金制度应加强监管惩罚力度,强化市场机制引入第三方等恢复治理矿山环境。     

“博士”的历史语用学探析

汉语中的“博士”一词自战国时期产生起,其词义、用法不断变迁。现代我国沿用了欧美的学位制度,博士指学位的最高一级。在日常生活中,由于语用因素和语言使用者的认知思维影响,博士一词不断衍生出新的意义。从历史语用学的角度,分析博士一词从古至今在词义、用法上的演变及其动因和机制。象似性、社会文化、语言习得及交际双方的策略性互动成为博士词义演变的动因;类推、回溯推理、外借和语境义固化与消失是词义演变的重要机制。     

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建设的思考

党内民主是实现人民民主建设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健康发展的保证。党内民主建设应体现在：认识层面、实践层面和制度层面上。推进党内民主的内在动力是党内民主意识加强,而落实党内民主实践要求是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实现党内民主客观保证是创新党建机制。深刻认识这几个方面,是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的重要保障。     

以子公司为输出主体的跨国公司知识转移治理研究

知识在跨国公司内的转移是其建立竞争优势的关键,但知识转移既存在转移成本又存在转移障碍,如何促进知识在跨国公司内的转移或流动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主题。本文从知识治理角度探讨了以子公司为知识输出主体的跨国公司内部知识转移的治理安排,分析了当前跨国公司知识转移治理的复杂性及其相关的治理问题——动机问题、代理问题、认知问题、转移成本和沟通问题,并基于相关文献探讨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治理机制。     

风险类别、责任分配与治理机制

风险治理机制的选择应当与风险类别相匹配,关键在于在风险治理主体之间寻求合理的风险责任分配。为此,我们要对发生可能小——危害范围小的风险实行个体预防和国家赔偿相结合的治理机制;对发生可能大——危害范围小的风险实行个体预防和个体赔偿相结合的治理机制;对发生可能小——危害范围大的风险实行国家预防和国家赔偿相结合的治理机制;对发生可能大——危害范围大的风险实行国家预防和个体赔偿的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