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xperiences of African immigrant mothers living in the United Kingdom with a child diagnosed with a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n interpre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Interpre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experiences of six African immigrant mothers living in the United Kingdom with a child diagnosed with a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 The mothers took part in one-off,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Four themes were identified: caring for a child we did not expect, the pain of stigma and rejection, frameworks of meaning, and negotiating conflicting cultural beliefs. Many aspects of the mothers’ experiences appear related to their position as immigrants from cultures with contrasting belief systems regarding child development and disability. Conflicts between African cultural beliefs and a western, medical understanding of ASD appeared to create a feeling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for the mothers. The strategies used to negotiate this appear to map onto Berry’s acculturation strategies, suggesting that the experience of having a child with ASD impacts upon the acculturation process. Implications for clinical practice and policy are discussed.     

百年来羌族宗教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宗教现象是民族学者了解羌族文化的一个极重要的方面,对羌族宗教研究作回顾与反思有重要价值。二十世纪初,英国传教士、民族学者陶然士以传播论为依据,认为羌族是希伯来人的子孙后代和一神论者。三十年代,美国学者葛维汉以鲍亚斯的文化相对主义研究羌族宗教信仰,批评陶然士的观点。中国民族学家胡鉴民以功能论来论证羌族原始宗教是羌族文化的本质。从五十年代到现在,中国民族学者结合了欧美以及我国民族学的传统,对羌族宗教信仰进行研究,基本上与前辈一脉相承。不同之点,过去是筚路蓝缕,现在是日渐茁壮。胡鉴民认为宗教是“羌族文化中最可宝贵的一部分”的概念,促成了一种新形态的研究模式,其影响是深远的。学界对白石崇拜信仰研究已逐渐成为羌族研究里的显学。     

论血缘文化的锁定及其突破——中国传统伦理的近现代转换

血缘是中国文化的最本质要素,它建构、锁定了以家庭为核心,以"家国一体"为主要构架的中国伦理;在承载几千年的历史使命之后,在遭遇西方文明的碰撞之时,血缘文化及其建构的中国伦理在合法性上遭受了质疑;从过去的封建小农经济到今天的大工业社会,中国伦理的失范与重建成为一代代学人所共同关注的核心。     

论中国人的信仰

在将"信仰"与"宗教"混同的情况下,西方一些人很难了解中华文化中的信仰状况,甚至以为中国人没有信仰。实际上,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中,看似"无"宗教,却是"有"信仰的。从《周易》开始,中国人就确立了以"天"为最高信仰,以人为关怀对象,追求"顺天应人"的人本主义信仰方式。这种信仰方式有其合理先进之处:它借多元宗教和非宗教的外壳,保持了"以人为本"的内核,有利于避免西方特别是欧洲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那种流血的宗教冲突,给社会的发展多保留了一点难得的稳定和安宁。但也有不合理的一面:它对现实中很严肃的重大问题关注得不够认真、不够执著、不够彻底,甚至对于自己的信仰对象也缺少彻底的追究和一贯的把握,而是任其含混不定,随意改变;对于"信仰"这种心理和行为本身,它更少有正面的、开诚布公的自觉、反思、追问和交代,而是将其当作心照不宣的约定,满足于"运用之妙,在乎一心",停留于自发选择和盲目运用的水平。其结果便是,使人容易满足于眼前的、似是而非的所"得",而忽略在那些更大、更深远、更宝贵的东西的所"失"。在新的时代,人们既要深入理解它的特点,这是解开中华文化之谜的一把钥匙;又要充分挖掘它的资源,依据民主法治原则处理好信仰与宗教的关系,这是中国当代先进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文化自觉视域下的高职校园文化建设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高职作为社会的文化高地,要成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主力军,就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大力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构建全方位育人的文化校园,努力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进程中发挥独特的支撑、辐射和引领作用。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村地区宗教管理

现代化对农村传统生活方式的冲击以及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是中国农村地区宗教信仰的复兴之源。面对勃起的宗教团体,现有农村社会管理模式存在极大的弊端。对此,唯有转变传统观念,正确认识宗教价值,创新宗教管理模式,方能兴利除弊,防患于未然,以利于农村地区社会和谐发展。     

西方思潮冲击下的中国文化主体性建设

西方思潮的冲击是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建设面临的巨大挑战。中体西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与"全盘西化"是近现代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回应模式,其共同症结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自信。今天中国的文化主体性建设,要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在广泛吸收西方、中国文化精髓的基础上,从时代出发,综合创新,建立一种既具有中国鲜明特色又对世界具有引领功能的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     

谈中国传统文化在《概论》课教学中的运用及成效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概论》课主要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列理论成果,但涉及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及历史学等多科知识,其内容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关联,已经成为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核心。充分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在《概论》课教学过程中的运用及成效,必然有利于各学科之间的融会贯通以及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根”文化背景下的人性呼唤——以小说《春去春来》为例

文化作为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团体的生活方式,应该有共同遵守的价值标准。在中国,道德根文化影响着民族的生活方式。路一凡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中,受到道德根文化的熏染,具有君子之德。他性格的形成具有两方面的原因:周围智者的教化,秀美山水的滋养。由此造就了他肉身欲求与精神欲求和谐一体的美,锤炼了他的文化自信。     

城市文化软实力构建的“网都”范式

当前全球数字网络化的发展浪潮和历史背景下,"网都"型文化中心城市建设成为转变城市文化发展方式、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新的战略路径和城市设计愿景。城市发展的"网都"形态具有多元文化范式,要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和文化基础,推进网络媒介城市(media city)、网络文化产业高地、网络文化名城、互联网总部基地、文化科技融合的创新引领中心、网络文化宜居之都、互联网枢纽城市等不同类型的"网都"建设。不同的网都范型(paradigm)关切到城市文化软实力的不同层面,存在着从硬文化实力向软文化实力的渐变和过渡谱系;既可以单独构建特色网络文化城市的核心性格与差异化竞争力,也可以综合构建城市文化软实力的体系化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