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元帝与经学

西汉元帝受过良好的经学教育,有着深厚的经学功底,尤精于《诗》。元帝尊师重儒,在其大力提倡之下,整个社会儒风蔚然,《诗经》学亦因元帝之力,成为治国主导思想。元帝好儒,选官用人,以经明行修为基本准则,因此儒生布满朝廷上下。元帝对经学的贡献就在于通过习经重儒、治国以儒,使儒学彻底取代了“霸王”之道。     

垄断契约、专用资产与弱势契约主体行为研究——来自烟草种植业的经验数据

通过考察三个乡村的烟草种植业的一个典型契约,发现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平等自由地签订契约的假设在这里受到了巨大的挑战。我们放松假设,通过对事实上的垄断契约下的弱势契约方的行为分析得出,农民的天然弱势地位决定了只靠农民自身无法签订平等契约,需要借助内部的联合和外力的干预成立经济联合组织才能最大限度实现契约的公平和有效性。     

理想与生活的张力:"乡村内生城市化"的探索——重读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热潮的兴起表明中国农村发展和乡村城市的重新定位,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中探讨的“工业下乡”的构想,以农村为本位,通过饥饿问题、副业的必要性和实际困境、乡村工业的技术改进、以合作为原则的乡村小型企业的发展以及外界变革力量的引入等多个环节,揭示了“乡村内生城市化”的机理,为思索中国农村发展道路问题提供了启发和参考。     

我国目前面临的社会风险及其控制

社会风险是指由于宗教信仰、社会治安混乱、社会风气腐败、文化素质低下、突发事件等不确定因素造成的危及社会和个人安全的可能后果。我国今后10到20年的重要战略时期,正是社会风险的“高发期”,主要表现为:失业、腐败、贫富不均、社会治安恶化等。要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必须建立完善、高效的社会风险管理体系,包括社会风险预警系统、社会风险分析系统、社会风险控制系统、社会风险补偿系统。     

“世界万国”中的国家定位与革命派认同困境——在历史现场认识革命派的中国观

辛亥革命最深远的历史意义在于其颠覆数千年封建王朝的政治循环,全面推动了王朝中国向主权国家转型的历史进程。王朝中国在社会变革过程开眼看世界,"天下"观向主权"中国"和"世界"观转型,在与拥有坚船利炮的西方主权国家对峙中,王朝国家自我形象不仅在思想家的思想中或模糊或迷失,还被西方主权国家以西方的镜像所模塑。王朝中国不得不在"世界万国"中重新定位自身,重新认识自身,重新定义"中国"。     

建国初期中国大陆新诗论略

歌唱在解放区的诗人、生活在国统区的诗人及建国后正式进入诗坛的年轻诗人构成了建国初期大陆诗人群体.国家解放带来了全新的精神面貌,社会生活中普遍弥漫着对民族前程充满乐观信念的理想主义情调,与之相应的是浪漫主义成为诗歌主流,诗篇透露出昂扬、亢奋的时代精神气概,这构成了建国初期中国大陆诗歌的基本风貌.但是,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如无视社会实际甚至掩盖生活真相,把创作引向粉饰现实的境地,出现虚幻性、矫揉造作、粗制滥造等倾向.积极反思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有利于确保当代新诗的健康发展.     

李欧梵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空间维度

海外华人学者李欧梵善于在占有和使用包括印刷文化和都市生活公共空间等广义文本的基础上提出一些中国命题,这些命题既采用了西方20世纪文学、社会学研究较新的理论视角,又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在雷蒙德·威廉斯“乡村”、“城市”以及“大都市”等理论范畴及空间批评理论的启发下,李欧梵以“现代性”为基点发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空间维度,揭示了“新文学”传统中以乡村为核心的空间叙事对城市文学的压制。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我国乡村治理探析

乡村居民之间普遍的信任、互惠规范和通过乡村组织所建立起来的致密的社会参与网络构成了乡村社会资本,它们既是乡村治理的基础,又是新农村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资源。因此,我们有必要在乡村大力培育社会资本,以提高乡村治理绩效、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论"以德治国"

文章分析了"以德治国"的内涵与现实意义;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以德治国"与历代剥削阶级所鼓吹的"以德治国"的本质区别,"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以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要实现"以德治国"需要重视解决的问题.     

关于“以德治国”的若干思考

当前对“以德治国”的理解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错误。“以德治国”根本不同于传统儒家的“德治”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结合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 ,“以德治国”的落实主要在于制度道德的建设 ,而不仅仅限于公民个体道德的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