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革命”观念的历史嬗变

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就是革命。历史地看,革命观念本身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演化历程。首先是西方现代式革命观的传入,并与中国传统的革命观产生碰撞交融。随着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也开始输入中国并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由于中国国情及时代需求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并由此生发出一些中国式的特色。回溯历史是为了前瞻未来。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我们才能正确理解革命观念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才能更好地开创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的光明未来。     

廉政文化建设的功效与体系分析

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是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的反腐倡廉基础工程,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民心工程,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点工程,是传承优秀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民族工程,廉政文化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从舆论体系、思想体系、道德体系、教育体系、管理体系、法制体系等六个方面作了廉政文化建设的体系分析。     

中小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和提升

中小企业存在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企业外部的原因,比如政府扶持力度不够、融资环境有待改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尚需时日等,但主要还是由中小企业自身存在的劣势所决定的。以中小企业为目标,从并购、一体多元化、加盟集聚三个方面论述培育和提升其核心竞争力的措施。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历史必然及其进程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一个根植于现实的土壤,在实践中不断拓展,在理论上不断丰富的命题。它之所以发生,是理论自身的内在要求和实践发展的客观需要。探索其历史进程,总结经验教训,才能更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思想基础,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它的理论前提。以解决时代问题为中心是它的基本目的,坚持世界眼光科学判断世界形势是它关键所在。     

技术语境下的艺术

每一次根本性技术的发明都会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艺术变革也具有这种性质,现代艺术以强烈的革命态度表示出与传统价值观的决裂。艺术阐释的重心也从艺术创作和美学转向生产和消费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技术异化的批判,仍然具有警示作用;而艺术作为人类情感的一种表现形式、作为人文关怀的一种方式,在新时代的生态语境中,应该重新获取这些崇高意义。艺术变化与技术发展有直接的联系,除此之外,还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精神、观念、艺术家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综合考察这些因素,才能够探明艺术变革的真正原因。但未来发展情形仍然不明了,需要科学家和伦理学家共同努力。科技“由谁来控制”和“如何控制”是解决问题的核心所在。     

西安物流发展的系统分析与评价

2003年《西安现代物流产业发展规划》提出以来,西安的物流业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存在不少问题。文章基于对西安物流产业发展现状的系统分析与评价,提出了发展特色物流、提升现代服务水平、发展物流金融等基本思路,以期促进西安物流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白居易融会三教的“中隐”思想及其仕隐心态

白居易的"中隐"思想是对传统仕隐观念的继承、整合和发展,其本质上既区别于隐于山林的"小隐",也与隐于朝市的"大隐"不同,而是隐于地方官、散官、闲官。它巧妙地平衡了集权专制与士大夫独立意识之间的矛盾,是一种能在入世与出世间进退裕如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方式。这一以仕求隐的隐逸观,较之魏晋时期"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的仕宦态度要积极得多,它更圆融通达地调谐了身与心、职与事、仕与隐的矛盾,是白居易以儒治身、以佛道修心的人生哲学的具体体现。     

从《文选》书笺看建安文学批评之动因

从《文选》收录的建安时期书笺入手并结合相关史料,通过对当时文士思想与创作的深入考察,从三个角度探究推动建安文学批评发生突破性进展之动因。首先,书笺以其特有的文体优势成为建安文士沟通情感、对话思想的重要载体,其中涉及文学话题的讨论已包涵建安文学批评理论的雏形。其次,建安二十二年诸多偶然与必然事件的爆发对文士造成巨大的心理冲击,作为核心成员的曹丕在此复杂心态下撰文怀人,完成了建安文学批评理论的基本构建。最后,在群体性同题创作风气的影响下．建安文学批评形成了人化与对照的特有方式。它们共同构成促进建安文学批评发生发展之动因。     

和谐信访文化:概念、理念及其建构

在我国社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把和谐信访文化建设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和目标,是我国关于文化建设科学理论的新发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新时期的着力点。和谐信访文化具有和谐、人本、公正、法治等基本理念,这是和谐信访文化建设的合理内核。和谐信访文化建设应从精神层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和环境层面"四位一体"进行系统建构。     

“载道”的乌鸟——辞赋中的乌意象论略

由于地区和时代风俗的不同,人们对乌鸦的喜恶或有差异。但乌鸟意象作为中国文学中较为复杂的意象之一,却一直为文人墨客所喜爱。此意象不仅涵义丰富,而且在辞赋中又和其在诗词中有显著的区别。唐前,辞赋中的乌鸟是作者借以表达"出"、"处"生存观念的寄托,乌意象亦随辞赋作者表情达意的需要"出""处"儒道两家,其中《神乌傅》正反映了作者在"出"、"处"间的徘徊和抉择。有唐一代,乌意象的灵异祥瑞成为辞赋书写的重要内容。宋以降,辞赋中的乌鸟渐渐摆脱了其作为祥瑞之兆的使命,而被赋予了更多的儒家道德品性。此时的乌意象集忠、孝、仁等儒家大加称扬的道德于一身,堪称"奉行"儒家伦理道德的典范。而明代《孝乌赋》,凸显乌鸟意象的"孝"德,是彰扬乌意象孝行的典型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