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选》书笺看建安文学批评之动因

从《文选》收录的建安时期书笺入手并结合相关史料,通过对当时文士思想与创作的深入考察,从三个角度探究推动建安文学批评发生突破性进展之动因。首先,书笺以其特有的文体优势成为建安文士沟通情感、对话思想的重要载体,其中涉及文学话题的讨论已包涵建安文学批评理论的雏形。其次,建安二十二年诸多偶然与必然事件的爆发对文士造成巨大的心理冲击,作为核心成员的曹丕在此复杂心态下撰文怀人,完成了建安文学批评理论的基本构建。最后,在群体性同题创作风气的影响下．建安文学批评形成了人化与对照的特有方式。它们共同构成促进建安文学批评发生发展之动因。     

和谐信访文化:概念、理念及其建构

在我国社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把和谐信访文化建设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和目标,是我国关于文化建设科学理论的新发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新时期的着力点。和谐信访文化具有和谐、人本、公正、法治等基本理念,这是和谐信访文化建设的合理内核。和谐信访文化建设应从精神层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和环境层面"四位一体"进行系统建构。     

“载道”的乌鸟——辞赋中的乌意象论略

由于地区和时代风俗的不同,人们对乌鸦的喜恶或有差异。但乌鸟意象作为中国文学中较为复杂的意象之一,却一直为文人墨客所喜爱。此意象不仅涵义丰富,而且在辞赋中又和其在诗词中有显著的区别。唐前,辞赋中的乌鸟是作者借以表达"出"、"处"生存观念的寄托,乌意象亦随辞赋作者表情达意的需要"出""处"儒道两家,其中《神乌傅》正反映了作者在"出"、"处"间的徘徊和抉择。有唐一代,乌意象的灵异祥瑞成为辞赋书写的重要内容。宋以降,辞赋中的乌鸟渐渐摆脱了其作为祥瑞之兆的使命,而被赋予了更多的儒家道德品性。此时的乌意象集忠、孝、仁等儒家大加称扬的道德于一身,堪称"奉行"儒家伦理道德的典范。而明代《孝乌赋》,凸显乌鸟意象的"孝"德,是彰扬乌意象孝行的典型作品。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历史必然及其进程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一个根植于现实的土壤,在实践中不断拓展,在理论上不断丰富的命题。它之所以发生,是理论自身的内在要求和实践发展的客观需要。探索其历史进程,总结经验教训,才能更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思想基础,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它的理论前提。以解决时代问题为中心是它的基本目的,坚持世界眼光科学判断世界形势是它关键所在。     

技术语境下的艺术

每一次根本性技术的发明都会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艺术变革也具有这种性质,现代艺术以强烈的革命态度表示出与传统价值观的决裂。艺术阐释的重心也从艺术创作和美学转向生产和消费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技术异化的批判,仍然具有警示作用;而艺术作为人类情感的一种表现形式、作为人文关怀的一种方式,在新时代的生态语境中,应该重新获取这些崇高意义。艺术变化与技术发展有直接的联系,除此之外,还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精神、观念、艺术家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综合考察这些因素,才能够探明艺术变革的真正原因。但未来发展情形仍然不明了,需要科学家和伦理学家共同努力。科技“由谁来控制”和“如何控制”是解决问题的核心所在。     

新时代深化改革的风险与应对

全面深化改革是推动当今之世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但改革的全面深化也出现各种深层次的矛盾,加剧了各种风险的产生。横向风险、纵向风险、操作风险、外来风险交融共生,贯穿于改革全过程和各领域。有效应对改革风险,既要有敢做敢当、积极主动的态度,更要注重科学管理。应不断强化风险意识,增强风险识别能力;科学分析风险存在机制,准确评估风险承受能力;加快立法进程,依法管理风险;注重各机构协调运作,加强统筹管理。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破浪前行,勇立潮头,为世界各国防范和化解改革风险提供有益借鉴。     

大学数学基础课教学中融入数学建模思想的实践

数学建模不仅限于解决实际问题,也可以是数学发展过程中提出的理论问题。基于近年来在大学数学基础课教学中融入数学建模思想的教学实践,论述了其主要思路与做法。介绍了将数学建模思想融入数学基础课教学的两个教学案例,即微积分方法的本质和从方程组出发引入线性相关与线性无关概念。     

约翰·穆勒的心理主义辨析

约翰·穆勒的逻辑哲学一直被当作心理主义的主要代表.但是近些年来,西方哲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穆勒的观点和立场实际遭受了误读.事实上,只要更仔细地研读穆勒本人的经典文本,我们就不难发现,穆勒对自己的心理主义做了严格的限定:他一方面断言,作为一项技艺的逻辑学从作为一门科学的逻辑学那里获得全部的理论基础,而作为科学的逻辑学广义上乃是心理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又断言逻辑学可以从心理学那里获得理论构造方面的启示.但是他并未一般地主张逻辑学必须从心理学那里寻求理论奠基.     

白居易融会三教的“中隐”思想及其仕隐心态

白居易的"中隐"思想是对传统仕隐观念的继承、整合和发展,其本质上既区别于隐于山林的"小隐",也与隐于朝市的"大隐"不同,而是隐于地方官、散官、闲官。它巧妙地平衡了集权专制与士大夫独立意识之间的矛盾,是一种能在入世与出世间进退裕如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方式。这一以仕求隐的隐逸观,较之魏晋时期"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的仕宦态度要积极得多,它更圆融通达地调谐了身与心、职与事、仕与隐的矛盾,是白居易以儒治身、以佛道修心的人生哲学的具体体现。     

“恩格斯的国家祸害论”确实应该重视——回应夏美武等先生

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后,为了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保留国家机器是必要的。然而,在自我赋予执政权力、自我传宗接代、一党专政的条件下,已经夺得政权的党如果不下力改造这种国家机器,却会成为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官僚特权阶级,同无产阶级相异化。在中国大陆现有的条件下,要想除去国家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必须推行政治民主化。兑现宪法已有的民主承诺应该是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