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机制及路径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问题是目前“三农”领域的关注焦点。已有的研究中,多从政策理论层面宏观分析两种战略的辩证关系以及如何实现有序衔接。该研究从基层实践入手,以陕西省蒲城县D村为案例,探寻其在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衔接中的实践逻辑,研究D村在实现二者有效融合过程中的衔接机制。研究发现:从实践逻辑上看,脱贫攻坚补齐了乡村振兴中的“绝对贫困”短板,乡村振兴为建立长效脱贫机制提供内在动力。在这一互涵式实践逻辑的指引下,D村探索形成了以产业升级机制为核心、主体培育机制为关键、有效治理机制为基础、组织统筹机制为保障的衔接机制。最后提出村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路径,即推动传统农业向创新农业稳步升级,推动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积极转变,推动传统治理向乡村善治循序转化,推动扶贫组织体系向乡村振兴组织体系平稳过渡。     

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探索

乡村振兴离不开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农村居民、社会组织以及市场主体积极参与。但事实上,基层党组织没有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基层政府的角色表现不明显,农民的参与意愿不高,社会组织的参与力度不够,市场主体参与积极性不高。为了充分调动各类主体积极参与并形成合力,必须探索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以互联网为依托,以协商为手段,以网络治理为平台的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新路径。     

新时代党建引领激活乡村治理活力研究——基于全国第六届基层党建创新典型案例的分析

党建引领激活乡村治理活力已成为新时代国家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基于活力论视角,以全国第六届基层党建创新典型案例为研究对象,回答何种具体的运作机制能使党建引领激活乡村治理活力的问题。研究发现,党建引领激活乡村治理活力主要表现在多元主体合作与治理效能提升两个层面,相应的运作机制包括以搭建空间平台来激活乡村治理主体活力的场域再造机制、以打通边界障碍来激活乡村治理资源活力的资本整合机制以及以强化社区参与来激活乡村治理内生活力的惯习重塑机制,三大机制相互作用,共同形成对于党建引领激活乡村治理活力运作机制的立体认知。同时,机制的运行也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要素,包括外部层面的问题倒逼与政治推动,内部层面的主体协同与资源整合以及工具层面的技术赋能与制度保障。     

乡村文化传统的实践与乡村文化振兴——以清潭街“舞草把龙”为例

“舞草把龙”是清潭街重阳节期间流行且带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标签的特定仪式,将其置于人类学视野下,追溯并描述其缘起与流变,挖掘其在特定情境中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对维系乡村社会生机活力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清潭街“舞草把龙”仪式的社会实践,即“舞草把龙”仪式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被列入“刘三姐文化”旅游节等种种事项,不难发现“舞草把龙”仪式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研究认为,这主要归因于“舞草把龙”仪式本身具有社会互动功能、情感联结功能、教育传承功能、社会控制功能。但仪式空间式微、仪式主体缺失等潜伏性危机不容忽视,亟待破解。而时下积极倡导的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传统民间仪式的合理开发与乡村文化的传承创新提供了契机。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教师工作满意度研究 ——基于心理契约的视角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工作满意度是乡村教师队伍稳定性的“晴雨表”。从心理契约视角出发,以工作满意度为工具研究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教师队伍建设问题。基于对224名乡村教师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当前乡村教师工作满意度及心理契约达成水平。研究表明：当前乡村教师工作满意度居于中等水平;乡村教师心理契约总体达成水平较高,但存在结构失衡问题,其中教师责任达成水平高于学校责任达成;心理契约对乡村教师工作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心理契约学校责任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力大于心理契约教师责任。提出双向互动,构建良好心理契约;主动干预,强化心理契约引导;分类施策,满足教师差异需求;协同发展,均衡心理契约结构等建议。     

新苏南模式：乡村振兴的一个解释框架

新苏南模式作为一个“主动式”与“内源式”的乡村建设实践范式,为理解中国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研究发现,在乡村振兴与区域协调发展的话语下,苏南乡村城镇化在经济增长动力、产权结构形式、经济增长方式、乡村发展目标上均产生了质的转向,主要以制度创新为实践驱动,从而消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在振兴理念上,通过户籍制度、就业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的变革,以促进城乡融合;在振兴手段上,通过“三集中”的实践策略,以落实乡村有效治理;在振兴指向上,通过多元合作与网络化发展的路径,以建立一个“村庄空间—中心社区—城镇地域”多中心的城乡融合共生系统。     

湖南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湖南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农村基础设施改善,但部分乡村旧貌未改;农田荒芜严重,土地流转不畅;种养收入低下,农产销售困难;农村二三产业发展迟缓,集体合作社模式短缺;文化设施缺乏,风俗习惯落后;老农依然辛劳,养老问题难解。带来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有:认识存在偏差,发展缺乏资金与人才,集体经济脆弱,干部责任意识不强,缺少产业支撑,乡风治理乏力。文章从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转变思想观念,改变投资取向;改善乡村交通,加强基础设施;完善村居环境,实施“五改五化”;推动土地流转,培育二三产业;壮大集体经济,发展合作组织;强化党组织建设,重视选人用人。     

国家与农村关系的演变与新型危机

国家与农村之间的关系格局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社会基础的变迁会发生一系列转型。根据国家对待农村的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互关系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与农村关系始终处于调适变动之中,具体呈现为“汲取式下沉”“汲取式悬浮”“供给式下沉”以及“供给式悬浮”四种样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正面临一种新型危机:“供给式悬浮”。“供给式悬浮”在基层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国家惠农政策落实不力与基层政权存在脱离群众的惯性,新一轮因“供给式悬浮”带来的治理性危机很可能冲击国家基层政权的合法性,这需要引起积极反思与高度警惕。     

乡村振兴背景下羌族村寨体育非遗文化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研究

发展乡村旅游是民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突破口。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关键在于产业融合。羌族村寨体育非遗文化与乡村旅游具备融合基础和条件,融合过程要经历资源融合、产品融合和市场融合三个阶段,制约因素来自于融合主体、客体和政府部门三个方面。融合模式包括旅游节庆、旅游演出和体育赛事。以国家4A级旅游景区——理县桃坪羌寨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桃坪羌寨的农文体旅融合的基础、机理和面临的困境。最后提出建议：重视非遗传承,加强人才培养;完善治理机制,深化土地改革;深挖非遗文化,打造品牌节事;设立合作组织,实现合营互助。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防止的几种倾向

乡村振兴战略是要服务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是要为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稳定的农村基础。 在不同阶段,乡村振兴战略的任务是不同的,尤其是 2035 年之前和2035—2050 年的乡村振兴战略应该是差异极大的。 2035—2050 年的目标是全面乡村振兴,2035 年之前则是为乡村全面振兴打基础的阶段。 没有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实现,就没有全面振兴乡村的物质基础。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分阶段实施。 当前学界、政策部门、地方实践部门在解读乡村振兴战略时普遍误解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阶段性特征,有急于求成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