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解放的革命教育理念与实践：以西北军政大学为中心

西北军政大学作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区域性军政大学之一,接续抗日军政大学的革命传统,呼应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的时代诉求,开展了基于解放目标的教育动员行动。通过开放的办学方式、灵活的教学内容、明确的革命导向,西北军政大学将思想教育与解放事业相结合,以批判的武器支持武器的批判,适应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培养了一批革命干部与专业人才,形成了植根中国社会实际和革命斗争需要的特殊高等教育模式,具有特定的时代意义与深远的历史影响。     

恩格斯对“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形成的独特贡献

“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是《共产党宣言》中的重要思想。恩格斯对这一思想的形成有着独特性的贡献。依据经典文本,恩格斯的独特性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四方面:从社会秩序出发揭示资产阶级社会的无序性事实,阐明构建“自由人联合体”之必要性;从利益出发论证共产主义社会所应遵循的共同利益原则,阐明“自由人联合体”之优越性;从人性与自由关系出发阐述资产阶级社会中人性丧失的状况,阐明“自由人联合体”之价值性;从社会实践出发提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道路,阐明“自由人联合体”之革命性。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

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原则高度”的理论开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对宗教、思辨法哲学等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式的否定性批判中,内在建构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核心要素与理论逻辑：从意识形态生成根源、精神变物质原理、理论实现条件等批判维度,深刻揭示了“颠倒的世界决定颠倒的世界意识”“彻底的副本批判必然会专注于原本和实践”“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以及“理论实现程度取决于国家需要程度”等基本规律,初步确立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和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念。     

网络丧文化视角下青少年负面情绪表达及意识形态隐忧

网络丧文化是折射当代青少年心态和境遇的一面镜子,其中裹挟的负面情绪是网络时代值得关切的传播症候。网络负面情绪的兴起,是阶层固化导致的生存困境和时代变迁带来的社交孤独而引发的一场亚文化实践。在媒介技术的加持下,这场亚文化实践最终演变为情绪宣泄和自我满足的生活标签与符号意义。网络负面情绪呈现出颓废、迷茫、无病呻吟与多愁善感的叙事风格特征,具有三种现实意义：从个体角度,它是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的确认工具;从文化角度,它传递出对现实生活和主流文化的温柔抵抗;从经济角度,风格的实质是让受众沦为“数字劳工”,自由地、无偿地为商家提供“数字商品”并沉浸其中。作为一种网络亚文化现象,青少年负面情绪的过度传播潜藏着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的意识形态隐忧,通过外部涵化与主体自律等措施可以化解青少年网络丧文化的负面效应。     

利益分化格局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整合工作提优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社会结构的快速转型,社会阶层的持续分化,导致利益结构的深刻变化,呈现利益诉求多样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差距显著化的特征,致使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整合工作面临引导力被弱化、凝聚力被消解、包容力被降低等诸多障碍。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群体思想的有效整合,必须坚持“一元主导”与“多样共存”的同向发展理念,培育社会各利益群体共同遵循的价值共识,增强党和人民辨别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判断能力,创新以主流意识形态立体网络为载体的整合手段。     

《共产党宣言》的文化哲学意蕴及其现实启示

《共产党宣言》中长期被遮蔽的文化思想已经在不断地被揭示出来。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共产党宣言》中的文化属性是什么？其考察文化的方法论如何？与此相关,它对我们如何审视今天的文化有什么启示？诸如此类的问题,却有着进一步深入考察的必要。文章认为,《共产党宣言》文化属性的核心要旨是作为呈现意义的思想观念,而不是广义上的“人化”范畴。《共产党宣言》对文化的考察不是人类学、社会学意义上的描述性的或实证性的考察,而是文化哲学的考察,即,对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所提出的作为呈现意义的思想观念之所以生成的本体论考察,在此基础上确立作为无产阶级思想观念的意识形态。所以,《共产党宣言》的现实启示就是要对今天中国现实社会中现存的作为呈现意义的思想观念做出符合唯物史观的解释。     

网络拟古世情小说对当下意识形态的民间再构

近年来,在网络通俗小说创作中涌现出大量的拟古世情小说。这类小说往往以宏大的故事布局和对优秀女主人公的塑造,吸引了众多阅读者的目光。这些女主人公群像,不仅反映出汉民族文化传统的审美眼光,也寄托了根源于以家族、财富为中心的社会价值期待,还与当下价值评判体系中的女性群体的自我期许相吻合。这些拟古世情小说在完成言情小说的爱情故事构形和实现娱情的休闲功能以外,也因为广大阅读群体逐渐步入或即将步入中产阶层而发生相应的变化,重新赋予女性作为稳定家庭、增长财富、养育子女、传承家风的核心力量的社会意义,她们洁身自好,对爱情专一,勇于面对困难,乐于奉献,担当责任,胸怀宽广。这些新型的“高大全”形象,表达出女性主义的新倾向：女性的成长和幸福的获得,更重要的在于女性内在的精神力量,与传统的气节、操守有关的人格因素,以及家教和门风。这使得网络平台的民间话语表达,具有更为包容传统以及融合其合理因素的价值取向,也与当下主流意识形态遥相呼应。     

日常生活领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社会结构变革和社会的开放化、市场化、信息化、网络化,既凸显了日常生活领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同时也对日常生活领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建设提出更多诉求。对此,应认真研究社会日常生活的发展变化,审慎思考日常生活领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出的各种诉求,积极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践回应和自身建设。通过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共同信仰、形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场域、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渗透等措施,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牢牢把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领导权、主导权和话语权。     

十七年诗歌的艺术缺失及反思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诗歌创作一度成为时代的"热潮",也出现过一些感情真挚的佳作,但缺乏诗性和诗美的平庸乏味之作居多,很多诗歌沦为了图解政治的一个符号或传声筒,整体上蜕变为革命话语和政治权力的承载工具。一些诗人泯灭了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把诗歌当作政治权力的一种玩赏;一些位居高位的评论家把持着话语权,成了扼杀诗人和诗歌的刽子手。在极左政治的时代语境和态势中,十七年诗歌的发展艰难而曲折,出现了严重的非艺术性、非诗化的畸变。     

意识形态对中国早期儿童文学翻译的影响

文化翻译学者们认为,翻译作为最明显的改写形式,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正是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从19世纪中叶到"五四"之后一段时间,中国出现了三次儿童文学翻译浪潮。在这股浪潮的直接影响下,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