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情调化的翻译倾向与改写——以电影《天伦》英译为例的考察

早期电影翻译中存在着有趣的东方情调化的翻译倾向与改写。这种翻译倾向主要存在于西方电影公司购买我国电影后进行翻译的文本之中。电影《天伦》的翻译与改写就充满着东方情调化的倾向,好莱坞译者表面上刻意营造东方情调,突出中国文化的异质特征,而从深层上来看,却将翻译的文本进行了改写,使之更加符合目标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心理预期与审美需求。     

斯皮瓦克后殖民批评的后殖民性

斯皮瓦克后殖民批评审视与重读西方经典,揭示其中的意识形态运作;关注后殖民作家对于西方经典文本的重写与改写,揭示其所具有的抵抗意义;重新阅读后殖民本土作家的文学书写,审视其文本所揭示的现代国家话语对于边缘群体的压迫性.斯皮瓦克的后殖民批评与其他理论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她的研究不仅揭示西方经典文本的意识形态霸权,更把研究的焦点放在后殖民本土文本对于"殖民"与"内部殖民"压迫性话语的揭示与颠覆.     

从勒菲维尔改写理论赏析林纾的翻译策略

林纾是我国晚清时期的翻译奇才,他的翻译作品典雅流畅,风行一时,因而他的翻译思想、翻译动机、接受环境、对原作的"误译"和"不忠"等都被深入研究和评价。他也因为对原作的"误译"和"不忠"而饱受争议。从翻译学文化操控派代表人物勒菲维尔的改写理论视角来看,林纾的"误译"和"不忠"往往是他刻意选择的结果,这实质上就是一种改写,是他在当时社会文化的操控下,对原作做出的赋予其二次生命的调整,即是林纾在中国当时社会意识形态、诗学观等因素影响下对西方文学所进行的改写。     

鲁迅、苏童与世界文学中的“重述神话”传统

将鲁迅、苏童的"重述神话"文学创作置于世界文学的背景下,才能显示其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实践意义.在西方,"重述神话"是一种自觉而成熟的文学传统.而在中国,"重述神话"不能成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传统.鲁迅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补天》、《奔月》、《理水》,苏童创作了长篇小说《碧奴》,承递了西方文学中源远流长的"重述神话"的优秀传统,填补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创作领域的空白,开辟了中国新文学创作一个崭新的方向.     

论郭沫若的歌德作品翻译

郭沫若对歌德的批评有多次的变化,考察郭沫若笔下歌德的四重形象,对歌德和郭沫若的认知是大有裨益的。郭沫若翻译了歌德的24首诗歌及诗片段,这些译诗成功的极少,但是他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至今犹为一些读者喜爱。这部作品的翻译,表现出郭沫若独特的翻译风格,也是现代白话的翻译经典。     

中国古代小说重写情节型本事的三种基本模式

在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重写行为是一种强有力的创作方式。就重写文本中的作用与表现看来,所谓情节型本事指的是在重写文本中,主要用来丰富重写文本,或构成重写文本主要情节的那一部分内容。情节型本事以据事敷衍、情节缀合与情节化用三种基本模式进入重写文本。     

重新发现历史：以云南近代历史为例

重新发现历史,重写历史有其必然性。近代云南历史研究发现了众多的亮点,有必要重写云南近代历史。例如,云南陆军讲武堂铸造了黄埔精神,辛亥云南起义在全国创造了三个冠军,护国战争应属于民主革命主流的组成部分等。当然,重写历史,应当以尊重历史为前提。     

论中国企业外介翻译的学术与行政管理

中国企业通过新闻媒体做对外推介广告,其译文问题颇多,可谓司空见惯.<中国翻译>等专业杂志虽对这类问题提出过批评,但似乎只是提出问题,并未深入探讨并解决问题.事实上,这涉及到翻译的双重管理问题: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前者指对翻译过程和翻译成品的学术把关,纽马克的文本分类及翻译方法、德国学派的功能翻译法等是进行学术管理的指导性理论;后者指"对译者的三认定":对译者资格的认定、对译者级别的认定以及对译者译本的认定.翻译的结果管理即对译本的管理,其具体操作方式是运用"目的论"(skopestheorie)之改写(rewrite),其深层原因则在于翻译的话语权力.故没有学术部门和行政部门的通力协调、合作,要提高并保证对外宣传广告的翻译质量仍然是空话.     

论《春秋》由天书向人书的低落

文章从内容、形式及孔子的修作三方面分析《春秋》的天书性质,及其由天书向人书的低落。从而进一步分析孔子修作的原因及意义,并揭示史官文化的变化过程,中国社会自此由神化走向人化的必然趋势及对后世文化的影响。     

游离与回归——对马来西亚华人文学的分析回顾及文化反思

80年代的马华文学一直处于边缘 ,即与中国文学的藕断丝连 ,又得不到马来西亚政府认同为国家文学。马华文学应该如何摆出姿态 ,如何建立自己的文学面貌等等 ,这些与马华文学自身的文学生命息息相关。因此 ,马华文学界种种的呼声、诉求不断响起。事实上 ,这些呼声和诉求是否值得探讨 ,抑或是个假问题 ,本论文将以“断奶”、“身份认同”和“重写马华文学史”作为总结性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