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市扩张下的城市水资源的法律保障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许多城市突出了经营城市的概念,在"城市的扩张"热中,更为注重经济增长的速率,忽略建构足以支撑可持续发展的且应合理分布的空间结构体系、基础设施以及制度文明,也就容易形成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问题。城市水资源问题便是其中之一。对这些公共物品是加强公权力,还是进行市场化配置,颇有争论。我们认为,对于城市水问题的解决,应着眼于建构和实施先进的制度体系,即一切可以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权益的权力和权利都应处在法律的控制和制约之下。我们从系统论的角度,设计了城市水法律系统模型。     

知情权、新闻自由及立法

知情权作为公民的基本人权已成为广泛的共识,而新闻自由是实现知情权的重要途径。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对知情权的规定存在相当大的空白,而新闻自由也没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立法上的缺陷直接影响并决定了政府监督缺位、人权保护不力等现象。我国当前应借鉴发达国家在知情权方面的立法,从而更好地保护新闻报道的自由权。     

论企业的联合产权制度性质

企业是一个以资源、能力与知识为基础的由要素所有者联合与劳动所有者联合相结合以创造、控制、分配 合作剩余的专业化生产性组织。联合产权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普遍形式,也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性质。     

劳动力权的民法溯源及其法制化

劳动力权早在个体小生产时期就已得到了民法的默认,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劳动力权开始凸现。经济法将全面创造劳动力权,以保障社会化生产的需要。     

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

社会保障权既是一项基本人权,也是一项宪法权利。受社会生产相对落后以及原有二元社会制度的影响,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现状堪忧。社会保障立法缺失导致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的缺失;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致使农民工无法享受相关权利。要使农民工实现社会保障权,必须从立法、行政以及国家履行积极义务等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沿边开放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制度变迁的研究

主要关注沿边开放地区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基于2003—2018年我国8个沿边省份的73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模型、分位数回归、门槛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科学严谨的研究,主要结论有:(1)沿边开放的制度变迁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并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分位数回归发现,随着经济增长率分位数点的增加,沿边开放地区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先变小、再变大的U型特征;(3)门槛效应发现,随着制度质量水平提升,沿边开放地区制度变迁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呈现出边际递减的特征;(4)异质性发现,城镇化方面,高城镇化的沿边地区制度变迁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大于低城镇化地区。创新水平方面,在高创新水平地区,沿边开放的制度变迁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而低创新水平地区不显著;(5)中介效应发现,沿边开放地区的制度变迁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其中固定资产投资起到完全中介作用。结论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沿边开放地区发展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一定经验依据和政策支持。     

房地分离：宅基地流转之钥——以宅基地使用权继承之困局为切入点

尽管具有一定保障性,但宅基地制度的首要目标在于经济管理,其表面上强调“户有所居”,实际是“户有定居”。宅基地上使用权所承载的管理性与农民自费建造农房所有权的私权性,存在内在的矛盾,不应适用房地一体规则,因为后者遵循着传统民法应对市场交易的基本逻辑。自然资源部所发布的文件明确了宅基地使用权可以由城镇居民继承,内核乃是基于房地一体,以房屋所有权的可继承带动宅基地使用权的可继承,颇为冒进。宅基地上所有权与房屋使用权应当分离,这将为宅基地的流转与乡村振兴提供新的契机：农房的自由流转加上宅基地使用权的农民保有,将最大限度地在现有阶段实现市场与制度的有机契合;对于取得农房的所有权人,在房地分离之下,可以借助对宅基地使用权的法定租赁来设计合理的权利结构。     

离婚审判中保护当事人探视子女权研究

保护离婚父母探视子女权利的法律制度在我国尚属空白。本文介绍了探视权的概念、特点并简要分析国外探视子女的法律规定及我国探视子女规定的历史和现状,并就设立探视制度、处理探视纠纷等提出具体立法建议     

基于获取决策优先权的零售商战略联盟效益分析

对于由一个供应商和多个零售商组成的单一产品、单周期供应链,在确定型市场、零售商成本对称以及供应商具有关于零售商成本结构完全信息的情况下,考虑了同时带来运作成本与决策权分配变化(基于获取决策优先权)的零售商定货数量决策联盟。利用博弈论方法,研究了获取决策优先权的零售商战略联盟对参与联盟的零售商、未参与联盟的零售商、供应商以及供应链整体收益的影响。证明这种零售商战略联盟不可能使供应链中所有成员都同时增加收益。但在一定的条件下,联盟能实现某种部分"多赢";使供应链整体、供应商和参与联盟的零售商收益增加,或使供应商和参与联盟的零售商收益增加。     

土地收益权质押：一个虚幻的担保

为缓解融资困境,各地都在探索农村金融的新模式,吉林省开展的“土地收益权质押”就是其中之一。它是指在不改变现行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和土地农业用途的前提下,以土地的未来收益作为担保财产,为农户贷款提供担保的模式,该模式有“利于融资”与“避免失地”的双重优势。然而,通过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吉林模式中的“土地收益权质押”名不副实,其实质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让与担保,存在诸多的法律弊端。而由于土地与公路等公共基础设施在“自动产生收益”这一属性上存在区别,所以无法通过借鉴“公路收费权质押”的制度经验来构建土地收益权质押。此外,利用土地未来的经营收益质押贷款的思路也不可行,理由是：经营收益由土地价值与劳动价值共同构成,而劳动价值无法登记,从而不具有优先效力;而且这种方式使得清偿能力取决于债务人自身,不符合特别担保之属性。在尚未放活经营权之前,以土地承租权担保贷款的构想较为可行,但须建立配套的登记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