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逻辑起点、功能取向与法权构造

农村土地制度在不断改革的基础上进行了连续性修法,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承包地“三权分置”等一系列改革成果均已入法,但以公共利益为目的建造建筑物、构筑物的公益性建设用地却甚少被立法或修法提及,在不同类型土地之间发展失衡。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设立之初即具有中国特色,既包含双重“公”的本质,又体现“共”的属性,具备农民生存发展福利的保障功能、农村公序良俗的维护功能、集体土地合理利用的增进功能。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法权构造对推动物权体系的创新与完善是有必要的,系统化的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应当有明确的权利主体、清晰的客体范围、完备的权利内容以及规范的使用期限,方能有效发挥出应有功能。     

浅析格式合同及其解释、效力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格式合同应用越来越普遍 ,随之带来的是法律对其规定的日益完善。文章通过对格式合同历史发展过程的简要分析 ,阐述了对格式合同的解释存在歧义时 ,应作不利于提供格式合同一方的解释 ,格式合同的条款无效的效力也限于提供合同的一方 ,另一方不承担相应的无效责任     

论现行大学生体质检测方法的科学性

本文通过回顾我国大学生体质检测标准的发展历程,对新颁布的大学生体质监测方法和标准的科学性进行技术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新的体质检测方法的进一步深层次的应用进行探索。     

论老年人犯罪从宽暨免死的年龄标准与立法模式——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老年人犯罪从宽的年龄标准应当有别于老年人免死的年龄标准。当前,中国对老年人犯罪从宽的年龄宜规定为"年满70周岁",而对老年人犯罪免死的年龄则宜规定为"年满75周岁"。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应当与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相一致,统一规定为"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而没有必要区分故意和过失犯罪分别规定。考虑到老年人犯罪免死的根据、刑罚目的和国际上的普遍做法,中国应当免除所有老年人犯罪的死刑,而不应有例外。     

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效力考辨

关于“国际性”与“商事”内涵的界定，已呈现出由国内标准向国际标准演进的趋势。此种趋势一方面导致了二者解释的逐步扩大，另一方面也促成各国对二者内涵的趋同认识。相比较而言，“裁决”内涵的界定受国内法影响较多，但仍应以“解决了纠纷”作为“裁决”的基本构成要件。建构在以上三个基本概念基础之上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效力，则主要是指裁决对当事人、各相关仲裁庭和法院所产生的保护力、拘束力和执行力，     

渎职侵权职务犯罪因果关系的认定

渎职侵权犯罪是指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九章规定的由检察机关立案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对渎职侵权职务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因果关系的正确认定是对渎职侵权行为归责的重要前提。直至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对违法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基本上采用的是＂若无A就无B＂的必要条件分析框架,但它因其固有的缺陷确有予以完善的必要。     

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大学教师和学生生活水平结构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受战时通货膨胀影响，大后方大学教师和学生群体的生活水平迅速下降，但与真正意义上的"赤贫阶层"尚有距离，决定大学教师和学生生活水平的关键要素相比战前已发生变化。战前大学教师的生活水平结构与教师职级、教育水平紧密相关，而战时大后方大学教师的生活水平结构则受到薪金、兼职、家庭负担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制约。战前大学生的主体是社会中间阶层出身的子弟，校园内的生活水平结构呈"橄榄型"，战时大后方大学校园内的生活水平结构则截然二分为富裕和清贫学生两部分，清贫学生成为学生群体中的主体。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大学教师和学生生活水平结构的变化，既有战时客观因素的制约，也受到国民政府相应教育政策的影响。     

论坚持“以德为先”选用干部

我们党选用干部标准的思想经历了从毛泽东提出的＂德才兼备＂到胡锦涛明确提出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历史的、理论的发展演变过程。从宏观上和战略上看,坚持＂以德为先＂选用干部,在理论层面和现实需求层面上都具有重大的价值意义。要使＂以德为先＂用人标准不致于流于形式,就必须健全完善与时俱进的党员干部＂德＂之衡量标准。     

清末政治思想中的民论探析

民论是清末政治改革思潮中的重要内容。在清末这一变动剧烈的时代中,人们对于民的认识发生了诸多变化,对当时及其后的政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清末的民论包括对民之地位与民之权利的论述等内容。清末民初思想家普遍认识到了民的重要性,对民的地位、民的权利进行了不同于传统民论的新的阐释。但对于民的能力却大多抱以悲观的态度,因此在是否给予民以充分的自由权利、提高普通民的政治地位问题上显现出迟疑和保守。     

互文性：《无名的裘德》中女主人公的悲剧新探

论述并剖析了互文性的机理,经典文本《圣经》与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两者都与《无名的裘德》构成互文关系,指出现文本是对前文本的重构与扬弃,并已成为维多利亚时期哈代的后期小说中主要的艺术特色,颠覆了单一的、被动的女权环境决定论,提出了男权宗法社会环境不仅构成了女主人公淑爱情婚姻的悲剧,而且具有可颠覆性,同时妇女改变自己命运的道路更具复杂性和长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