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贤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重在“人才振兴”,只有解决好了人的问题,乡村才能真正振兴,因而推动各类人才尤其是吸引新乡贤参与家乡各项事业发展,成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要求。新乡贤作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对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等都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在实践中暴露出一些突出问题,诸如对新乡贤认识定位不清晰、缺乏情感沟通、实践渠道受阻以及权益保障不到位等。为此,需要通过多种舆论宣传确保新乡贤“时刻挂念家乡”、加强日常情感联系推动新乡贤“经常回来走走”和注重多措并举鼓励支持新乡贤“共谋家乡发展”等实施路径,来不断提升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工作实效性。     

我国“放管服”改革成效评估与展望

目的/意义 近年来,“放管服”改革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主题,十九大的胜利召开对“放管服”改革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指导建议。因此,系统梳理和比较国内“放管服”改革研究状况,对今后“放管服”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设计/方法 选取国内“放管服”改革研究的重要期刊文献,对比分析十九大召开前后国内“放管服”改革研究的整体发展现状及研究内容差异。 结论/发现 十九大召开前后“放管服”改革的研究热点主题存在“差异多、共性少”的特点,而研究团队则表现为“共性多、差异少”,研究内容则呈现出“大同小异”的高度一致性特点。从内涵和问题优化上看,前后阶段表现为“共性少、差异多”;而从实践模式及效果评价上看,前后阶段表现为继承与发扬的关系,后阶段研究是对前期研究的持续深入推进。最后,从强化研究团队间的沟通合作,深入推进案例和实证研究,增加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混合研究三个方面提出未来研究展望。     

无罪推定与诉诸无知论证比较研究

无罪推定与诉诸无知论证的论证形式虽然相同,但实质却有根本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诉诸无知论证转移了举证责任,无罪推定并未转移举证责任;(2)诉诸无知论证中的立论主体和评判主体相同,无罪推定过程中的立论主体和评判主体并不相同。正是基于这些根本差异,本文认为,无罪推定不同于诉诸无知论证,无罪推定的逻辑本质并不是“诉诸无知”。     

李白卒年新论

李白的卒年,依据李阳冰、范传正所记的李白生年和李华所记的李白享年即可确定为大历元年。从曾巩到王琦,对此提出了异议。但他们所提出的依据没有一条是信实可靠的,包括他们认作铁证的《为宋中丞自荐表》,编在至德二载也是不可靠的。要正确地确定李白的卒年,还是要回到李阳冰、范传正和李华那里去。     

抗战时期“近卫声明”的来龙去脉

1938年的三次“近卫声明”,都是日本政府为找到一个代表中国的谈判对手达到其侵略的目标而发布的。第一次近卫声明打开了诱降的大门,第二次、第三次近卫声明则是在日本大规模侵华军事进攻告一段落和汪精卫暗通日本的情况下发布的,完全体现了政治谋略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目的在于从政治上瓦解国民政府。三次近卫声明之中,以第二次近卫声明影响最为巨大而深远。     

孙悟空的名号与《西游记》的主旨

《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名号有一个美猴王-孙悟空-弼马温-齐天大圣-孙行者-斗战胜佛的变化,亦可称之为心与魔之间相交的变化。二者相交反映着孙悟空的心路历程,即求心-束心-放心-收心-正心的过程,而这也正是小说的主旨。且心魔相交之说在《西游记》主旨探求过程中始终是一条重要支脉而延绵不断,这与晚明大行其道的心学思潮有着紧密关联。     

保护农民工权利的宏观思路

保护农民工权利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复杂的任务,因此我们应该系统而缜密地解决好这一难题。保护农民工权利的宏观思路应从三个方面递进式地加以考虑：首先,必须彻底转变对农民工的态度 其次,进一步完善各项法律制度,促进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 最后,在各项条件都成熟的情况下制定《农民工权益保护法》。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商人阶层的崛起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商业被贬之日末务,商人也位于四民之末,士农工商的地位归序似乎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亘古不变的模式.然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商战呼之欲出,商人团体相继成立,商会诞生,商人政治意识提高并且对政治广泛参与,使商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商人阶层坚持不懈地努力终于迎来了清政府自上而下的重商措施的出台.清延设立商部以指导商人组织,制定商律以规范商人行动,颁行一系列工商的法规以奖商恤商,一系列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社会舆论开始从抑商转为誉商,商人在社会上广受赞扬,官员也开始纷纷投资经商.所有这些,促进了中国新的绅商阶层的形成,并进而带动了整个商人阶层随之崛起.     

“江郎才尽”新解

“颠覆阅读”的“难以为继”,在文学史上的印证就是“江郎才尽”。对“江郎才尽”,文学史上有多种解释,此处认为,江淹是以“颠覆阅读”的手段来使自己的诗歌达到一种独特性,故意用一种怪诞或隐晦的文风,用一种奇哨怪仄的意境或修辞手段,来实现自己诗歌的新鲜感甚或冲击力,以震撼人们视觉、听觉,但这种文风难以为继,文学史告诉我们,“颠覆阅读”也是需要创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