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居民生活用能现状、问题与应对

农村能源转型是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当前中国能源系统转型的一个短板。回顾近四十年来中国农村能源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能源供应呈现多元化,清洁能源普及率稳步上升;电力基础设施质量显著提升,电价大幅下降后稳定在较低水平。揭示了农村居民生活用能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原因:传统能源与现代能源并存,清洁商品能用量少;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难度大、运行维护资金投入少;低收入水平家庭比重高,用能能力偏弱;农户对传统能源的健康风险认知落后,对不同炉具设施的质量缺乏判断能力。进一步分析了固体燃料利用造成的健康和社会经济影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指出了今后的重点工作领域。     

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探索

乡村振兴离不开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农村居民、社会组织以及市场主体积极参与。但事实上,基层党组织没有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基层政府的角色表现不明显,农民的参与意愿不高,社会组织的参与力度不够,市场主体参与积极性不高。为了充分调动各类主体积极参与并形成合力,必须探索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以互联网为依托,以协商为手段,以网络治理为平台的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新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下中国农村金融立法的完善

乡村振兴战略是贯穿于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局的系统性工程,完善农村金融相关法律有助于更好地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完善政策性金融立法应当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明确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职能,深化政策性金融与财政支农的资金整合,促进服务实体经济;完善商业金融立法应当以服务"三农"为根本,法定农村商业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对农村土地和资产上市作出法律回应,着力深化金融改革;完善合作金融立法应当以普惠金融为理念,盘活民间金融资源,对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开展业务进行统一监管,重点防控金融风险。农村金融法律的完善应当注重整体统筹,促进立法取向的协调稳定,为金融支农、服务乡村振兴提供法治保障。     

农村宅基地产权法律表达的70 年变迁(1949—2019)

受苏联宪法影响,195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首次引入“生活资料/ 生产资料”概念。 在法律层面上,农民房屋从公民私有财产被改造为生活资料。 1962 年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则把性质上属于生活资料的农村宅基地归入生产资料,变成了集体所有、农民使用。 通过房屋“生活资料化”和宅基地“生产资料化”,农民原先的宅基地所有权被弱化为一个事实上的居住权。 改革开放以来,在立法上恢复了房屋的财产本质,确认并通过改革不断实现宅基地使用权的用益物权性质。 宅基地的财产属性逐渐得到恢复。 70 年宅基地产权法律表达变迁的历史说明,应在坚持集体所有前提下不断推进宅基地财产化,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性权利,这是真正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基本养老保险缴费不平衡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利用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2013年的调查数据(CHIP2013)分析了社会劳动力人口的养老保险缴费特点、收入分配效应及其不平等问题。研究发现:(1)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的不平等程度较高,农村不平等程度大于城镇。尽管新农保是社会的主要参保类型,但全国养老保险缴费金额主要由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贡献。(2)养老保险缴费过程扩大了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在农村地区的再分配作用不够明显,但是因为其缩小了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因而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正向收入分配效应。(3)不平等的分解结果显示,解决制度间的差异是降低养老保险缴费不平衡的最有效办法。建立城乡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实行多缴多补的补贴政策,都是降低缴费不平衡、缩小收入不平等的途径。     

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扶贫策略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打赢脱贫攻坚战。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我国精准扶贫的重点区域,致贫因素复杂,扶贫任务艰巨。基于秦巴山区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A-F测度方法对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度与分解,并运用Probit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在厕所类型、做饭燃料、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贫困现象普遍。K=3时,农户多维贫困发生率高达90.56%,多维贫困指数为0.391 6;农户家庭65岁以上人数、耕地面积、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家庭人口数量等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负向影响。建议从生活水平、健康医疗、养老保障和教育等方面进行重点扶贫,使农户早日脱贫致富。     

选派书记：有效治理问题村的实践与机制

当前中国农村存在一些问题村,给基层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基于治理问题村的现实需求,华北A县创造了“选派书记”制度,并且取得了不错的实践效果。在县委组织部的多方协调下,县乡共建了农村人才后备库,然后再向问题村选派合适的干部任职村书记,实现人才与村庄的精准对接。选派书记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通过建构村庄权力的整合机制、治理资源的调动机制以及应对琐碎事务的扁平化治理机制,实现了对问题村的有效治理。“选派书记”制度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要举措,为基层治理能力建设提供了重要方向。     

新苏南模式：乡村振兴的一个解释框架

新苏南模式作为一个“主动式”与“内源式”的乡村建设实践范式,为理解中国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研究发现,在乡村振兴与区域协调发展的话语下,苏南乡村城镇化在经济增长动力、产权结构形式、经济增长方式、乡村发展目标上均产生了质的转向,主要以制度创新为实践驱动,从而消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在振兴理念上,通过户籍制度、就业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的变革,以促进城乡融合;在振兴手段上,通过“三集中”的实践策略,以落实乡村有效治理;在振兴指向上,通过多元合作与网络化发展的路径,以建立一个“村庄空间—中心社区—城镇地域”多中心的城乡融合共生系统。     

乡村治理中现代乡规民约的民间法理论问题

乡村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当下的重要任务。乡规民约中流淌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有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积淀,对乡村治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乡规民约作为民间法的一种,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灵活性和适应性,能够调整国家法所不能到达的地方。然而,乡规民约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因此,要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必须构建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劳动力禀赋变化与生产条件差异下的农业技术选择——以中国水稻机插秧技术推广应用为例

农业生产要素禀赋状况变化与农业生产条件差异对农业技术进步有着重要的影响。通过23个水稻生产省（直辖市、自治区）2004—2015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随着水稻雇工工价不断上升和各地区水稻机插秧水平不断提高,各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也对水稻机插秧水平具有显著的影响,农业生产条件的差异是导致地区间水稻机插秧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随着中国农业劳动力逐渐稀缺会诱致劳动节约型技术的不断出现和大量应用,但诱致性技术变迁机制的有效发挥还依赖于各地区农业生产条件。为进一步提高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需要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机作业条件和提高农机技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