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三点一面”工作体系的构建

一些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都有一个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也正是这个过程推动了其经济发展的再次跨越。我国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历史性课题,是一项长期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县域作为承载农村发展的前沿,是实验者,更是直接推动者。近年来,胶州市始终坚持以城乡统筹为基本思路、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方向,探索形成了健全工作推进面、找准突破切入点、夯实经济支撑点、强化城乡统筹点的“三点一面”新农村建设工作体系,创新性地确立了新农村建设百项评价指标体系,全面推进了新农村建设,并获得了许多宝贵经验。     

基于社会转型视角的区域乡村文化体系重构策略研究

借鉴管理学有关组织文化的层次结构,构建了包括生态文化﹑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五个方面在内的乡村文化体系构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社会转型对传统乡村文化的冲击,最终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社会转型背景下重构传统乡村文化体系的策略,从而为引导乡村文化的合理演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我国农村女性地位的嬗变及其社会心理——性别平等视野下的分析

正是由于人类社会男人与女人两大主体的相辅而行,才有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但女性在参与社会多种活动中遇到的阻力远远超过男性。影响农村女性地位提高的不仅是经济因素,还有社会心理因素,即文化素质偏低、心理素质较差、政治素质偏低、身体素质欠佳及各种偏见和阻力的存在。国家应从实行倾斜性保护政策、为农村女性创造参与社会的条件和机会、提高农村女性的心理素质等方面,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心理氛围,以提高我国农村女性的地位。     

风险社会视域中的城乡人力资源管理战略选择

文章从风险社会的视角,综合近年城乡人力资源“需求——供给”状况,剖析了农村人力资源盲目流向城市引发城市失业加剧、城乡发展失衡、城乡贫富分化的社会风险与危机。基于规避风险化解危机,文章认为应强化政府在城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主导作用,适度调控农村人力资源流向城市的规模,建立城乡人力资源统筹战略。     

能源对中国省份经济的增长阻力分析

本文在罗默（2001）的＂增长阻力＂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选取我国各省1986—2008年的能源与经济数据,分析了能源对我国各个省份的经济增长阻力。实证结果发现,能源对经济增长的阻力存在巨大的地区间差异性：东部沿海地区能源的增长阻力的平均值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小。     

城乡居民对耕地资源外部性支付意愿的差异分析

基于CVM调查方法,运用实地调研数据,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法和多元回归模型对城乡居民对耕地资源外部性支付意愿的差异问题展开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居民的家庭年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对其支付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农村居民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和年农业收入呈显著正相关,而其年龄和承包耕地面积与其支付意愿值呈显著负相关。另外,在支付方式上,城镇居民选择捐钱、捐物的比例高于农村居民,而农村居民选择参加义务劳动的比例高于城镇居民。     

保全模式:给农民工多一点关爱——解读张全收的亲情化管理模式

农民工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特殊群体,在为城市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过程中,自身的主观感受与情感却被人们所忽视,而存在着较多的问题。同样是农民工创业榜样的张全收在组织、转移大规模的农民工到城市就业的过程中,所创造的＂保全模式＂实现了给农民工多一点关爱,为农民工城市就业搭建了情感保障的绿色长廊。     

我国农村金融效率实证研究

研究表明,1980—2009年期间我国农村金融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微观金融效率受经济金融形势影响波动幅度较大,宏观金融效率从1990起整体呈下降趋势。协整检验表明,农村微观金融效率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金融结构正相关,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和农村经济结构负相关,宏观金融效率与之相反。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农村微观金融效率是农村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原因,与其他因素之间不存在任何方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农村金融结构是农村宏观金融效率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其他变量之间不存在任何方向上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西部乡土小说的现代性反思

2 0世纪 90年代西部乡土小说 ,从对现代政治文明的召唤到对城乡对立格局中的不平等关系的追问 ,从对乡土人生的皈依、亲和到对乡土文明所内含的现代普适性的注目 ,从对宗教信仰、宗教情感引导现实超越的可能性的探求到对抵御异化的生命神性的崇仰 ,其精神向度与价值选择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多向性。其对自足乡土人生的多向性探求 ,大多是以其理想主义的乡土封闭形态为基础的 ,因而在其理想主义色彩的背后 ,有着较强的保守主义倾向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建立新型农民组织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农民为主体,有三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即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不能搞成官员的“形象工程”;增进农民的福祉,不能搞成劳民伤财的“害民工程”;农民才是新农村建设事业真正的主力军,不能搞成专家学者的“明星工程”。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需要有具体的组织形式来实现的,在这个方面,我国台湾地区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农村建设时有过许多经验和教训,其中最为重要的经验就是,要建设新农村,需要对农村的基层组织进行创新,以保证农民真正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这一点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