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与农村社区腐败治理机制建构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农民集体权益,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性权利。近年来农村社区腐败不断侵蚀农民集体权益,与产权改革的目的呈现冲突。农村社区腐败治理问题需要放置于农村集体产权的改革与变迁中进行理解,特别是从基础性的产权治理入手来进行探究。当前,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因集体产权归属不清、责权不明和保护不严等,使得农村社区治理逐步陷入缺乏合理有效产权支撑的困境,突出表现为社区居民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社区“两委”与集体经济组织、社区利益分配与集体经济主体缺位之间的矛盾。下一步,伴随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工作的积极推进,农民财产权的保护成为农村社区矛盾解决的重点,农村社区腐败治理的关键,就是要确保农民集体有效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重点从明晰产权主体、实施政经分离、完善赋权增能等三个方面着手,通过采取强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监督机制、规范农村集体资产管理运行机制、创新农村集体组织成员参与机制等,有效建构起预防和治理农村社区腐败的长效机制。     

社区营造与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建设

当前乡村文化多从文化的表象层面进行建设,一是相对现代文化或主流文化的认识,针对贫穷与落后的现状而采取的一系列改造建设工程;二是从文化多样性原则出发,针对快速消失和同质化现状而采取的一系列保护工程。这忽略了文化空间及其整体性的内在关联。透过文化政策实现乡村社会的发展和文化自觉,社区营造作为一种强调社区自主的文化重构过程,对建立以民族村寨为社区平台的乡村文化建设机制具有借鉴意义。     

农村留守家庭研究综述

留守家庭是我国城镇化、现代化以及社会转型的产物,农村留守家庭对于理解中国社会转型不同于西方现代化过程的特征具有独特价值。基于劳动力迁移理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研究国外留守家庭产生的原因,分析留守家庭现状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通过对国内相关文献的检视发现,中国农村留守家庭有其特殊性,并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给个体、家庭、社会和国家带来多重影响。农村留守家庭的产生不仅源于家庭,更有复杂的制度、政策以及经济原因,要将留守家庭问题纳入到城镇化发展战略中来,创造农民举家迁移的进城市民化和就地集聚城镇化的制度环境和自由选择条件,才能解决留守家庭衍生的问题。     

贫困地区医疗资源配置与老年人健康

贫困地区农村老年人健康是合理优化农村医疗资源配置的重点。通过联立方程检验卫生可及性对农村老年人就医行为的影响,以及就医行为与健康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研究发现：卫生可及性无论对老年人村镇医疗机构还是县市级医疗机构的选择均有显著影响,选择到村镇医疗机构就医的老年人有较好的健康自评状况,同时健康自评越高的老年人到村镇医疗机构就医的概率越高;而选择到县市级医疗机构就医的老年人健康自评相对较差。同时,健康知识无论对老年人自身健康状况还是就医行为,都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新苏南模式：乡村振兴的一个解释框架

新苏南模式作为一个“主动式”与“内源式”的乡村建设实践范式,为理解中国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研究发现,在乡村振兴与区域协调发展的话语下,苏南乡村城镇化在经济增长动力、产权结构形式、经济增长方式、乡村发展目标上均产生了质的转向,主要以制度创新为实践驱动,从而消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在振兴理念上,通过户籍制度、就业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的变革,以促进城乡融合;在振兴手段上,通过“三集中”的实践策略,以落实乡村有效治理;在振兴指向上,通过多元合作与网络化发展的路径,以建立一个“村庄空间—中心社区—城镇地域”多中心的城乡融合共生系统。     

劳动力禀赋变化与生产条件差异下的农业技术选择——以中国水稻机插秧技术推广应用为例

农业生产要素禀赋状况变化与农业生产条件差异对农业技术进步有着重要的影响。通过23个水稻生产省（直辖市、自治区）2004—2015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随着水稻雇工工价不断上升和各地区水稻机插秧水平不断提高,各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也对水稻机插秧水平具有显著的影响,农业生产条件的差异是导致地区间水稻机插秧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随着中国农业劳动力逐渐稀缺会诱致劳动节约型技术的不断出现和大量应用,但诱致性技术变迁机制的有效发挥还依赖于各地区农业生产条件。为进一步提高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需要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机作业条件和提高农机技术水平。     

农村单身汉社会形象再解释

通过对新闻报道、文学作品、影音作品、网友评论等资料的分析发现,目前媒介工具对农村单身汉的社会形象建构呈现极端化趋势。“犯罪、懒惰、无知、贫穷、孤苦、越轨”等负面评价成为该群体的主要特征。同时,学术界的部分研究结论也加深了农村单身汉负面社会形象的建构。然而本研究认为,农村单身汉与普通人在村落的社会形象与社会地位并无差异,未婚不会导致其被社会排斥,个体特质才是决定性因素。大众传媒与学术界塑造的标签化负面刻板印象极不利于农村单身汉的社会生存与发展。因此,对该群体应去标签化、去特殊化,对其给予客观评价,促进农村单身汉社会形象再构建。     

村庄非农化、社会资本与农民家庭收入

聚焦于社会资本影响农民收入的微观和宏观机制,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数据构建“家庭—村庄”两个层次的交互模型,考察了不同生产情景下社会资本效用的差异性以及村庄非农化过程对其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微观层面,家庭社会网络规模的扩张能够同时提高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而社会网络结构异质性的提高只有利于非农收入的增长;并且随着村庄非农化程度的提高,社会网络的效应对于农业收入逐步减弱,而对于非农收入的影响则逐步增强。在宏观层面,村庄社会融合程度的提高仅有利于农民农业收入的增长,但随着非农化进程的推进,村庄集体社会资本在农业生产中所凸显的优势将会逐渐削弱。这预示着,中国农村非农经济的迅猛发展正逐步改变乡村社会资本的经济意涵。     

农村留守幼儿亲子关系与自信心的关系研究

运用问卷调查法以三所农村幼儿园350名幼儿作为研究对象来探讨农村留守幼儿的亲子关系与自信心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非留守幼儿在母子亲密、父子亲密方面的得分极其显著地高于留守幼儿,在母子冲突、父子冲突方面的得分极其显著地低于留守幼儿;非留守幼儿在自信心及各维度上的得分均极其显著高于留守幼儿;留守幼儿的母子亲密、父子亲密与自信心及各维度之间存在非常显著正相关;父子亲密、母子亲密能对留守幼儿自信心能够产生正向影响,父子亲密对留守幼儿自信心的影响作用大于母子亲密对留守幼儿自信心的影响。     

软法视阈下的乡村社区治理研究——以厦门市院前社区为例

工业化和城镇化深入推进,市场经济因素被嵌入乡土社会,加剧了乡村传统社会的解构。乡村社会转型不断深化,乡村社区治理已成为重要的议题。软法能够整合传统因素并与现代因素对接从而消解社会巨变带来的“断裂”。通过对厦门市院前社区治理实践调研结果的分析,可以发现,院前社区所具有的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是其社区治理的重要资源。在软法视阈下,院前社区的治理机制主要包括参与机制、协商机制、激励机制与评估机制。在院前社区治理中,也存在着熟人社会与市场经济相抵牾、文化认同与利益分化相冲突、社区自治与政府管理不协调等困境。如何做好村规民约与政府法律的耦合、公共精神与主体意识的内洽、社区自治与政府管理的链接,是使社区治理达致善治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