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合成生物学应用的风险治理经验及启示

合成生物学技术的应用与发展为基础生命科学研究、人类健康、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合成生物学变得更便宜、更容易使用和更容易获得,亟需建立行之有效的风险治理体系以防控其潜在的伦理道德、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风险,促进技术健康发展。通过观照欧美国家风险治理模式,建议预防风险与促进创新并重、伦理治理与法律规制“双管齐下”,以期为我国合成生物学监管提供有益经验、减少风险和控制利益冲突,促进我国合成生物学创新,规范合成生物学研究和生产。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公共性生产逻辑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多主体协同是在共同体框架内进行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共同体形成的关键在于其公共性。结构-文化-行动者的三维分析框架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共同体公共性的生产逻辑提供了解释。基于湖南湘西J村人居环境改善的案例研究发现,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引导、规范纠偏与压制,科层体系下的权力控制以及集体主义优先于个人主义的道德结构是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共同体公共性生产的压力来源;农村熟人社会对人情关系、公共空间对话和乡村精英的培育为该共同体公共性的生产提供了弹性空间;而个体行动者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的利益选择、参与型的意义建构和服务型的价值认同则促使其自主生产公共性。     

房地分离：宅基地流转之钥——以宅基地使用权继承之困局为切入点

尽管具有一定保障性,但宅基地制度的首要目标在于经济管理,其表面上强调“户有所居”,实际是“户有定居”。宅基地上使用权所承载的管理性与农民自费建造农房所有权的私权性,存在内在的矛盾,不应适用房地一体规则,因为后者遵循着传统民法应对市场交易的基本逻辑。自然资源部所发布的文件明确了宅基地使用权可以由城镇居民继承,内核乃是基于房地一体,以房屋所有权的可继承带动宅基地使用权的可继承,颇为冒进。宅基地上所有权与房屋使用权应当分离,这将为宅基地的流转与乡村振兴提供新的契机：农房的自由流转加上宅基地使用权的农民保有,将最大限度地在现有阶段实现市场与制度的有机契合;对于取得农房的所有权人,在房地分离之下,可以借助对宅基地使用权的法定租赁来设计合理的权利结构。     

基层治理中党建引领力的构成及其提升路径——从基层组织能力视角分析

基层治理中的基层组织能力是其“三阶”能力或“两层”能力的集合。从基层组织能力视角来看,基层治理能力来源于基层组织能力,由各基层组织治理能力整合而成。各基层组织在治理中职责与能力的差异形成了基层治理能力的同心圆结构。其中,基层党组织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方式履行职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能力即基层党建引领力,是基层治理能力的核心,是基层治理中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基于新时代党建六方面要求,基层党建引领力包含六个维度的引领,其功能各异,但相辅相成。为化解当前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面临的问题,各地基层党组织可根据基层党建引领力评估指标的设计指南,因地制宜制定具体评估指标体系,重点推进、协同推进、整体推进,提升基层党建引领力,从而促进基层治理能力的提高,将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成基层治理效能。     

乡村社区营造何以成功?——来自关中袁家村的案例研究

长期以来,国家自上而下的社区规划变迁,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组织载体和制度保障,但农民的主体性和社区的自主性依然没有被充分激发起来。文献研究发现,对社区内涵和定位认识的不同理解会产生农村社区建设是基于共同体意识的凝聚、还是国家行政权力向基层社会延伸两种演进脉络。以关中袁家村为例,从为何营造、营造什么、怎样营造三个层面切入,尝试回答以下几个问题:改善民生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产、文、人、地、景”的乡村社区营造,国家规划变迁和社区自主实践相结合。指出乡村社区营造何以成功的启示是“三位一体”现代社区内涵的正确理解及其功能的准确定位,其引发的本土实践体现了国家主导和社会参与的互构效应。     

行政、资本与乡土社会:农业经营模式的形塑机制——基于宁夏南部地区蔬菜产业发展的思考

通过对宁夏南部地区蔬菜产业中规模化、资本化农业经营模式建立过程的分析,发现行政、资本与乡土社会是形塑农业经营模式的三个基本因素。具体而言,政府投入的资源和开展的基础性工作,体现了行政力量在新型农业经营模式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引导和保障作用。而在农业高度市场化的情况下,新型的规模化、资本化农业经营模式的建立和发展又离不开资本自身的经营管理能力。也就是说,资本必须通过对劳动力的有效管理生产出符合市场要求的农产品,才能确保新型农业经营模式的成功。而新型农业经营模式能否立足,还取决于资本能否处理好自身与乡土社会的关系,因为后者是新型农业经营模式立足的“社会基础”。基于此,可以认为,行政、资本和乡土社会三个因素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形塑了我国农业的经营模式及未来的发展形态。     

人力资本、公平感知与农村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与——基于四川农村地区的实证分析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作为构成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内容,既是农村居民获得所需医疗服务、应对健康危机的兜底性保障,也是国家推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公平均等的基础性政策。然而,基于四川省农村地区的调研发现,仍然存在农村居民没有购买基本医疗保险的现象。深入剖析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人力资本水平、对基本医疗保险政策的公平感知均会显著作用于农村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购买行为;(2)外出务工经历、缴费便捷程度、家庭收入水平等也对农村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购买行为有显著影响;(3)当前对基本医疗保险政策知识宣传不够,难以满足农村居民对政策知识的需求。基于以上研究结果,为进一步提高基本医疗保险参与率,提出了优化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宣传、提高基本医疗保险政策的认同感和加快医保管理服务系统信息化建设等对策建议。     

新型村集体经济何以带动乡村共同富裕？——基于ANT视角的分析

促进农村农民的共同富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和难点问题。以山东省代村为例,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解构了新型村集体经济异质行动者网络转译过程,剖析了村集体经济推动村民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研究发现:新型村集体经济发展推动村民实现共同富裕过程,是以乡村政治精英领导的村“两委”班子为关键人类行动者和土地、房屋等非人类行动者,通过行政征召、专家征召、文化征召等方式推动行动者网络形成与发展,并不断破解村民的异议与矛盾,从而达成利益联盟,构建稳定行动者网络的动态发展过程。以村民利益为核心的集体经济发展思路和村干部说服性治理工作逻辑在矛盾化解、争取村民信任与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新型村集体经济进一步推动了村内民生保障体系建设;通过公平利益分配、文化权益保障等方式实现了村民物质富裕与精神文化富有。     

“城乡共富”:“共同富裕”的内涵要义与实践遵循

“城乡共享”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思想实现的重要条件,“城乡共富”是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思想的核心要义,两者构成了“共同富裕”实现的理论基础。我国在“共同富裕”内蕴逻辑的主导下,沿着“城乡二元 城乡协调 城乡融合”逻辑遵循,建构了“以农促工 工农互促 城乡共富”的“共同富裕”战略,推动“城乡共富”程度递进发展,但在经济基础、消费服务、现代化设施、公共福利等领域尚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城乡相对差距,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塑造农村“富裕”的内驱能力;以“城乡融合”为向度,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催生农村“富裕”的外部动力,推动“城乡共富”迈向更高台阶,扎实推进,实现“共同富裕”。     

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的柔性嵌入机制

柔性嵌入是驻村干部通过沟通、对话、协商参与乡村治理的管理实践。柔性嵌入式治理并非单纯的行政制度吸纳与整合,而是包括文化嵌入、认知嵌入、关系嵌入在内的多维柔性嵌入的互动与治理的过程。从辽宁省X县的治理实践来看,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仍受根深蒂固的刚性治理思维、运转不畅的民主协商机制、薄弱的乡村社会资本、匮乏的村庄公共精神等现实因素掣肘。需要从转变刚性治理观念、运用情感治理技术、完善基层协商机制、挖掘乡村内生资源、培育村庄公共精神等层面进一步激活柔性嵌入机制,持续提升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