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执政合法性资源建设的基本规律探析

合法性对于任何一个执政党或者政治体系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合法性的关键在于执政党通过合法性资源来获取民众的支持。执政合法性资源有其独特的内涵和特征。科学发展观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巩固、开发和培育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实践意义。只有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按照合法性资源内在特点和演变特征,遵循执政合法性资源建设的基本规律,才能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完成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使命。     

WTO框架下科学不确定性问题研究

WTO作为多边体制的支柱,不仅规定了货物、服务贸易,而且包括了动植物检验检疫、环境保护等涉及科学技术的领域,但WTO对这些领域的规定含混不清,导致各国对规则的解释往往采用了非统一的科学技术界定标准,这种技术标准成为贸易保护的正当性借口,在实践中许多国家以WTO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肇始的标志是WTO体系,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则有赖于对WTO规则的进一步诠释,在环境保护、动植物检验检疫领域采取统一科学证据要件判定体系就成为了支撑WTO自由贸易精神的一个重要制度保障。     

康乾平叛战争与肃州城镇经济的发展

肃州是清初我国西北因战争而繁荣起来的典型城市。基于辟邻蒙古“准噶尔”部的特殊地理位置,清初,这里不仅是西北边防重镇和交通枢纽,而且边贸繁盛并因此出现了著名的康乾“肃州贸易”,使肃州成长为当时西北“边陲一大商埠”,推动了肃州城镇规模的扩大和地方经济的繁荣。但乾隆二十三年后,随着“平定准噶尔叛乱”的结束,肃州开始内附,其地位的下降导致城镇经济发展的回落。     

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论风俗、教化和国运兴衰

中国历代的英明统治者和有识之士都重视风俗和教化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控制中的作用,并有大量论述。顾炎武、王夫之和唐甄等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深刻反思和总结明亡的惨痛教训,认为明代、特别是明末风俗和教化衰坏和士习窳败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他们在全面考察中国历代风习变迁、教化行废与国运兴衰关系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中国儒家重视以风教治国的思想,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风俗(气)变迁与国家兴衰、行教化与正风俗、振士风与兴国运等问题进行了新的理论思考与阐发。他们的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也有积极的现实借鉴意义。     

我国地方科技社团发展的现状与对策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我国科技社团正值发展良机,应不断完善自身建设,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及社会管理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为促进我国地方科技社团的进一步发展,以重庆市为例,通过调研分析了地方科技社团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外部表现为法律法规不健全,扶持政策不完善,落实不足;内部表现为承接职能不多造成自我造血功能弱,经费收入少制约社团开展活动,专职人员比例低影响社团能力建设,内部治理结构不健全阻碍社团民主办会,会员服务意识不足导致会员规模小,信息化建设落后影响社团管理与服务的效率。鉴于此,从强化战略引导、加大财税支持、推进政府职能转移、加强自身建设四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儒家“义—利”价值结构与西方“财富”价值结构比较研究简

通过中国儒家和西方经济价值结构的比较研究,发现儒家以“义一利”为价值结构模型,西方以“财富”为价值结构模型。儒家价值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义体利用”,表现方式是：强国的道义在于顺天时、尽地利、忠人和;安国的道义在于民朴民富;治国的道义在于蓄储俭用。西方价值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利体义用”,表现方式是：鼓励获取财富、财富规则和财富责任。儒家“义一利”价值结构与西方“财富”价值结构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评判话语体系,在中国现代“义利共体”的价值结构建构中,儒家价值结构提供着人文精神基础,西方价值结构提供着物质文明建设可资借鉴的经验。     

荀子“分”思想对孔孟儒家思想的推拓——兼论荀子“分”思想的时代意义

"分"是荀子政治法律思想研究中被忽视的关键范畴,是其思想的重要落脚点。在先秦时期,荀子第一个把"分"发展成型构思想体系的基石性概念,"分"也体现了荀子有异于孔孟儒家的独特致思取向。荀子的"分"思想是对孔孟儒家思想的重要推拓,在当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从颜俊彦《盟水斋存牍》看明末广州、澳门贸易制度若干变动

《盟水斋存牍》是明末一部史料价值颇高的文集。作者颜俊彦,崇祯元年至四年任广州推官,《盟水斋存牍》就是他在任时处理的勘合、谳略、翻案、矜审、公移等的结集,涉及刑事、民事、诉讼等司法及行政实务,对明末广州、澳门贸易及相关管理制度变动也多有记载。如海道副使原来督察海防,兼管夷务、带管市舶,万历年间明神宗派太监李凤、高寀督办粤、闽榷税,使海道副使的超常权力被剥离,退出市舶管理。明中叶主管朝贡贸易的清闲衙门市舶司重新掌管税收,还协助海禁、防范接济走私等,权势膨胀,产生严重的贪污腐化,号称濒海贪泉。此外,广州、澳门的揽头、铺行、夷商纲纪也十分活跃,参与贸易。这些对了解明末广中事例演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有量变而无质变:清朝道光时期的财政收支

清代的财政收入包括田赋、盐课、关税、杂赋、捐纳和报效,支出则分为皇室经费、俸禄、兵饷、驿站、科场学校、河工塘工经费。道光时期,地丁银始终是最重要而稳定的财政收入,其他各项收入有一定的波动,但意义有限。这表明,即便此时中国已经开始向近代社会迈进,但基本的财政收入格局并未发生改变。与此同时,支出虽有较大幅度增长,但从总体上说,财政收支尚未走到崩溃的边缘。从这个角度来看,道光萧条说似值得商榷,可将其概括为有量变而无质变的过渡型财政。另一方面,清廷对全国财政的控制能力已降至极低水平,即便发生巨额的支出,如军需、河工及赈济等,也仍然凭临时的调补来支持,可见统治者尚缺乏长远的打算和通盘的考虑。可以断言,即便没有发生后来的太平天国起义,清代的财政体制也到了必须做全新调整的时候。     

《坛经》的人间佛教思想及其理论特色

创立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土后,在同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的相互冲突与相互交融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中国佛教有许多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点,入世化、人生化成为其最重要的特色之一,这在禅宗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典型。禅宗的根本经典《坛经》的人间佛教思想既继承了佛陀创教的本怀,又结合中国传统固有的思想文化,在满足中土社会大众需要的过程中,发扬光大了入世救度众生的大乘佛教精神,其所提倡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是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特殊体现。《坛经》的心性本体论同时也是人性论,其透过心性论所表达的对无相、无念、无住的人的清净本性亦即人生实践主体的肯定,为人生展现了全新的生命意义。《坛经》的人间佛教思想奠基了中国禅宗人间佛教的基本特色,也为近现代以来的人间佛教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