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在灾害救助物资管理中的应用

救援物资的管理是应急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工作,物联网的泛在性特别适合用于救援物资的管理。物联网在应急物资管理中的应用可以分为针对静态信息、动态信息的管理,也可以根据不同的应急管理阶段进行划分,在事前准备、事中救助、事后分析等三个阶段发挥作用,以上分析将为物联网技术应用于救灾物资管理提供具体的指导和部署意见。     

论抽象行政不作为侵权及其法律救济

目前,我国行政法学界对行政不作为的研究相当薄弱。中国首例公民状告政府行政“立法”不作为案,使这一理论问题凸显出来。抽象行政不作为是一种违法行为,由于其作用的对象广泛,比具体行政不作为更具有危害性,应将抽象行政不作为纳入行政侵权行为的范畴,对其进行救济。     

国家贸易救济措施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影响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农业补贴一直是各国关心的问题,由此也引发了国际范围内,尤其是美国、欧盟(欧共体)、日本等发达国家围绕农业补贴问题的激烈争吵。但各种分歧并没有改变国际范围内重视农业补贴、扶持本国农业发展的大趋势。农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毕竟既是弱势产业,也是各国     

社会学视角下的大学生暴力行为来源与治理

面对大学生暴力,日常追问最多的是大学生自身的心理素质、道德水平与人格修养,以及学校的安全教育与管理责任,然而由此建立的暴力治理技术依然是手足无措.因此,需要重新审视大学生暴力的治理技术与面向及其来源.实际情况表明,纠纷是大学生暴力的直接动因,抑止和治理暴力的最优方案是纠纷的及时救济,如若仓促地处理当事人或者对事件不管不问,则会埋下更大的暴力隐患.另外,要对"钉子户"进行另类治理,因为过于宏大的素质教育与安全管理对其无效.     

明清民间社会救济力量生长的困境与趋向探析

透视明清社会救济史发现，国家荒政的衰败和基层社会自治化倾向的加强，由乡绅倡率的民间社会救济活动不断兴起，但民间力量的生长空间在于不能动摇封建专制统治的根基。在中国传统文化笼罩和社会层级结构固化中的民间社会救济力量，断然不能成为公民组织成长和公民社会形成的“基因”。“双回归”——慈善救济活动回归社会事业本位、政府回归其仲裁者和监督者本色的总趋向，仍将是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     

新中国初期党对城市旧式慈善救助社团的解构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对城市社会组织化调控的需要,展开了对旧式慈善救助社团的改造工作。从1949年到1956年,旧式慈善救助团体经历了由短暂恢复、调整改造到完全消失的过程。旧式慈善救助社团的先天落后性以及其赖以生存的政治思想基础和经济社会空间的丧失,是这些社团走向消亡的主要原因。     

高等学校贫困大学生心理贫困原因及其对策

贫困大学生不但承受着物质上的困难,某种程度上也面临着心理上的压力.贫困大学生普遍存在自卑与自尊并重、封闭与表现同在、倚赖与叛逆共有、焦虑与虚荣并存的心理问题.究其根本,是因为他们缺乏正确的自我认知、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心理承受能力等.可以通过健全贫困生资助体系、加强切实有效的教育引导和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等途径使贫困大学生顺利走出心理困境.     

行政执法有奖举报制度的法律属性分析

行政执法有奖举报制度具有丰富的内涵,从单一角度理解其法律属性已不能满足我们充分认识这一制度的需要。国务院及其办公厅的规范性文件见证着有奖举报制度的发展历程。以现有规范性文件为实证分析样本,我们可以发现,有奖举报制度分别以行政执法的辅助手段、公众参与的特殊方式、权利救济的重要渠道等样态体现在这些规范性文件中,这些样态实际体现了有奖举报的三种法律属性。在传统行政法学理论中,行政允诺是最可涵盖有奖举报不同样态的适当概念。     

我国企业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的思考

环境问题在现代社会越来越严重,而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是环境资源的主要利用者和环境污染的制造者,也是我国环境侵权的主体。因此,研究环境侵权的社会救济,加强企业承担环境责任,对减少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现阶段中,在环境侵权的救济手段中存在诸多问题,立法的不健全,政府监督不力,企业自身对环境责任认识的不足,社会舆论和公众方面参与的不足都给环境侵权的救济带来障碍。鉴于此,需要对以上问题进行完善分析,提出加强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引入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的必要性,同时从立法、政府、企业、社会等方面来探析我国企业环境侵权的救济手段。     

论宪法中的行政诉权

中国宪法第41条中的“控告权”不等同于、但包含了“行政诉权”的内涵。宪法中的行政诉权具有两种属性:一是作为公权利的“监督权”，二是作为私权利的侵权后的“救济权”。前者是政治性权利，也是实体性权利，后者是非政治性权利，是典型的程序性权利。这意味着人们长期把行政诉权仅仅作为一种救济权或程序性权利有失偏颇。为了规范行政诉权行使的秩序，行政诉讼法对宪法中的行政诉权在内容上进行了缩限，并在权利的外在形式上体现出程序性特征，但这不意味着行政诉讼法中的行政诉权所继受的权力属性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