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结构对企业治理效率影响机理的研究——基于台州市21家中小企业的实证分析

我国转型期中小企业的生成方式受制于法律与地方政策,并决定着股权结构;股权结构影响企业治理结构及其治理效率的机理是:股权结构影响与决定治理结构层面的构成,从而影响治理结构各层面作用的范围和功效,最终影响内部治理效率;就中小公有制改制企业而言,最具效率的股权结构是企业领导层与骨干联合持大股。     

信息资源效用的综合评价方法

信息资源项目效用评价是一项多方面综合系统工程,技术是信息资源项目的基础;共建共享是信息资源项目的目标;技术人员是信息资源效用发挥的主体;最重要的信息资源的价值包含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方面。在技术、构建、人才、效能等四方面综合考虑基础上给出信息资源项目的指标体系,并应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减少主观因素,使评价结果更具有科学、合理性。     

新形势下节约型饭店的建设

根据对饭店现状的分析,论述建设型饭店的重要意义,提出建设节约型饭店的有效途径。     

产权所有制效率与四川藏区产权所有制结构变动

在市场化改革的不同阶段,各种产权所有制形式会体现出不同效率,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私有产权会显示出越来越明显的效率优势,文章利用1985年以来的统计数据对四川藏区产权所有制的效率和结构变动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证明了这一假说.     

中国东中西部资本流动规模与资本效率关系的实证研究

为了缩小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国家通西部大开发政策向西部注入了大量资金,但是投入到西部地区的资金又通过各种渠道重新流回东部地区。本文试图通过构建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分析了中国东中西部资本流动规模与资本效率的关系,并为解决我国西部大开发的资金问题,以及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提出了一些政策空间。     

我国大学生资助制度的评价与改进

我国形成了“奖、贷、助、补、减”的大学生资助制度。根据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现有各种大学生资助方式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必须明确资助主体、调整资助模式、完善资助方式,以强化大学生资助制度的作用。     

中国省际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以2000—2009年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对中国省区创新效率进行了测度,并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考察期内中国省际创新效率波动性较大,北京、上海两市实现了历年创新效率有效,其余省区创新效率均存在差异性。在影响省际创新效率的因素中,政府投入、人才储备、区域经济、对外开放等因素对省际创新效率的提升具有明显的正向效应;而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等因素对省际创新效率的影响则不明显。     

公共管理价值取向的重新审视

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不仅关系到公共管理者的理想、信念、行政态度等意识层面的内容,而且还直接影响其行为模式、政策选择和制度建构。百余年的公共管理学史也是对公共管理基本价值取向的研究史,特别是公平与效率的探讨一直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内容。无论从公共管理的本质特性——"公共性"的视角,还是从关注领域和历史使命上看,它完全不同于威尔逊提出的行政学,公共管理理论必须重新溯源,行政学所推崇的效率价值也有必要重新审视。另外,公共管理追求的效率引自经济学、管理学中效率的术语外壳,但无论是"社会福利最大化"还是"帕累托最优"都有其内在缺陷,它的可移植性令人质疑。     

中国集装箱港口企业技术效率影响要素研究

采用柯布-道格拉斯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测度国内主要集装箱港口企业技术效率变化,研究集装箱港口设备、泊位、人力等主要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以及港口所有权结构、经营规模、人才比例及港口所在地外贸发展等外生性因素对集装箱港口相对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设备投入对港口效率的提升作用明显高于泊位、人力等其他投入要素;港口企业股权结构、经营规模、外贸依存度等外生性因素对港口技术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其中国有性质的集装箱港口企业平均技术效率明显低于合资和外资集装箱港口,而港口企业高素质人才没有表现出对技术效率的推动作用。     

中国对美国水产品贸易规模、互补性及影响因素研究

水产品一直居于中国出口优势农产品首位,而中国输美水产品贸易是中国水产品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贸易博弈加剧,波及渔业领域,然而,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定又取得一定成果,在此背景下,分析两国水产品贸易趋势,研究中国输美水产品影响因素及贸易潜力具有重要意义。在对中美两国水产品贸易规模和贸易关系分析基础上,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算中国输美水产品贸易效率和潜力,并采用一步法分析水产品贸易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物流成本上升和国际供应链衔接不畅,导致中美水产品贸易规模、互补性下降;中国输美水产品贸易既受经济规模、市场规模和地理位置等自然决定因素影响,也受市场监管质量、与全球航运网络连通程度、贸易和运输相关基础设施、贸易及商业自由度等主观决定因素影响;随着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执行、疫情缓解,贸易规模、效率及潜力均有所提高。在此种境遇中,应通过政策和战略对话加强中美水产品贸易合作;提升海洋科技支撑能力,克服远距离和班轮运输对中国水产品出口贸易的消极影响,加快现代信息技术在航运网络和港口建设方面的应用,利用数字中国优势提高贸易效率;调整水产品养殖结构,通过增量、提质、降成本方式提高贸易潜力。